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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瑛 石伟平: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发布日期:2019-10-07  来源:《教育与经济》


    作者简介:匡瑛,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职业院校德育研究;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历经波折、异军突起,经历了恢复重建—大力发展—快速发展的脉络。其发展并非匀速,而是一个经历了起伏又加速的过程,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根据关键性事件和里程碑文件,可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40年的职业教育发展走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之路。这条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体现了三个关键词:“适需性”“科学性”和“自主性”。文章对其未来发展作出了四方面展望。

  关 键 词:现代化 改革开放40年 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

  标题注释:本论文受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一般项目“职校生职业精神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BJA140062)的资助。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8)04-0013-09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变化极其深刻、复杂的40年。这40年,正是我国职业教育历经波折、异军突起的40年,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向现代化的40年,职业教育规模逐渐扩大、质量日渐提升、结构日趋完善、效益稳步上升,逐渐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经济发展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了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对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回顾,无疑是一种对历史事件多维度、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解读,按照海德·怀特的说法是一种历史叙事[1]。存在于1978-2018年间的“过去”多且复杂,如何把这些纷繁复杂的过去讲述成一个“连贯的事实”(coherent reality),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然而,无论运用什么样的逻辑主线,以及如何讲述,历史必然有其内在规律可循。这里主要采用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和里程碑的政策文件叙述的方式,把40年贯穿起来。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各方面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变革历程。我国职业教育并非匀速发展,而是一个经历了起伏又加速发展的过程。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根据关键性事件和里程碑文件,可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恢复重建阶段(1978-1984)

  历经“文革”,各类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均跌入低谷。1976年在邓小平的亲自督促和领导下,以推翻“两个凡是”批判“两个估计”为突破口,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逐步展开教育领域的重建。当时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中等教育结构畸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1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高中阶段普职比达到88∶12[2]。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恢复发展急缺技术技能人才。

  此后,国家越来越重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局势才得以扭转。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3]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和1983年教育部联合各部委颁布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4]明确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向、途径和要求。

  此阶段的调整措施有二:一是恢复发展中专(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校(技工学校)。1978年,国务院决定技工学校管理工作由教育部门划归到劳动部门,由产业主管部门领导。二是新建并大力发展职业高中。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指出“必须积极地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

  以上政策不仅促进了普职比的改善,而且突破了国家办学限制。到1984年末,全国中等专业学校达到3301所,比1978年增长19.6%,招生54.61万人,比1978年增长22.1%,在校学生132.2万人,比1978年增长49%;技工学校3465所,招生30.90万人,在校学生63.92万人,比1978年增长67.3%;农业中学、职业中学7002所,招生93.90万人,在校学生174.48万人[5],明显改善了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见图1)。

  

图1 1984年中等教育发展情况图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J].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59.

  随着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但传统的高等专科教育却无法完全满足该需要。一方面,培养的人才数量低于实际的需求数量;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6],被认为是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面对这一状况,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集资办学。1980年在江苏省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职业教育院校——金陵职业大学。职业大学一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到1984年就已发展到82所,共开设专业200多个,遍及各主要行业,在校学生达46956人[7]。由于结合了当地需要、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培养的人才可以直接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职业大学迅速兴起。

  该阶段的最大成就在于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迅速扩大了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中亟需的人才。然而,规模的急速扩张必然带来隐患,由于职业高中是由普通中学通过简单换牌而成,这种发展路径为其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5-1997)

  “六五”计划提前完成,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全国上下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主战场。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亟须明确应对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历史表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明确其社会地位与发展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该决定首次在战略高度上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也为全面改革职业教育指出了方向和达到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促进了整个社会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它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踏入正轨,步入迅速发展时期。

  1991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出台使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与普通教育办学体制分离,实行三级分流的方针。1996年我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该法明确地把我国的职业学校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确立了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尽管职业大学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进行小规模试点,但成长起来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差、规模小,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中等职业教育逐渐壮大,其被称为“断头教育”的情况亟待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开始探索“要不要办高职”和“如何办高职”等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酝酿和调研,1996年在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上,明确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是“三改一补”,实施方式是试点。

  最典型的试点是五年制高职。它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占比虽不大,但却发挥着重要作用。1985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同意试办三所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的通知》,决定在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国家地质局地震学校、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三所中等专业学校的基础上试办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8],俗称“四五套办”。至1996年,共有22所教育资源较好的中等专业学校举办五年制高职。实践证明,五年制高职实现了中高职的有机衔接,适应了经济建设和生产第一线岗位对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1985-1997年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建章立制的阶段。中等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见图2),形成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的双轨制教育体系。发展思路更加明确、法律保障初步建立。高职初步发展,截至1998年,全国招生43万人,在校生117万人,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432所,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后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转折发展阶段(1998-2004)

  世纪之交,我国处在实现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时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企业的关停转制导致大量“下岗一族”出现。1994年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使得毕业生由国家统包统分的局面被打破,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新模式开始占主导地位。此外,出于增加消费需求、缓解就业压力的需要,自1999年起实行高校扩招。而高职一度青睐普高生。雪上加霜的是,1998年世界银行亚太地区人力开发部印发的《21世纪中国教育战略目标》中,对我国中职发展的必要性提出疑义,建议中国降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9]。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和连锁反应下,中职生源和声誉大幅下滑(见图3)。

  

图2 1985-1997年我国中等教育学校结构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5-1997)[J].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3 1999-2001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统计年鉴http://www.moe.edu.cn/jyb_sjzl/moe_364/[2018-5-16].

中职连年的滑坡促使国家重新布局。1999年《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的意见的通知》中提出,要通过合并、共建、联办、划转等途径,改变当前“条块分割”的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针对中职招生数锐减等问题,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200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达455万人,比2001年增加近60万人,增长15%[10]。

  与中职命运相反的是,高职在这一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通过“三级分流”建立初、中、高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确立“三改一补”发展高职的基本方针。1999年《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了高职的办学机构来源,由此,“六路大军办高职”局面基本定格。

  为坚持高职的科学定位,2004年《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就业导向”成为此后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同年《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强调要依靠企业、行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召开第五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建立了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体制创新,对后续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阶段的特点是深受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变迁的影响,中职在遭遇消亡危机后逐步调整,而高职进入规模高速发展期(见图4)。但是这一“跨越式”发展,使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较短时间内遭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长达百年内陆续遭遇的各种问题,加上“三不一高”政策,①对高职的后续发展带来了压力。

  

图4 1999-2005年高职高专院校数量的演变

  数据来源:陈英杰.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史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201-202.

  与此同时,该阶段农村职业教育迅速发展。1998年《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着重解决职业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劳动就业和农民脱贫致富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三教统筹”,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和2004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旨在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关于组织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建设计划的指导意见》中,将县级职教中心纳入了专项计划之中,并逐步发展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积极扶持农村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四)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3)

  自2002年以来,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占据半壁江山。然而规模与效益总是一对矛盾,规模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质量问题必然提上议事日程。加上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形态发生变化。基于此,我国职业教育全面转向内涵发展。

  1.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再次强调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这些对建立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职业教育基本的教学设施和条件远远跟不上规模发展。对此,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中提出用100亿投入“四大工程”和“四项计划”,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劳动保障部发出《关于编制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的通知》,这些措施大幅提升了职业教育提升办学质量与水平所需的软硬件条件,对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3.推进专业与课程改革,提升内涵质量

  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遴选100所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这项计划被誉为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211工程”。后续又遴选100所“国家骨干性高等职业院校”。2010年开展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同年国务院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这一系列举措积极调动了各地的办学积极性,根据自身特点推进多种模式办学,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从而提升了职业教育内涵。

4.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到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性因素,采取了系列重大举措。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20年)》反复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建立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到企业生产一线实践的制度,制定和完善职业教育兼职教师聘用政策,鼓励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兼职。2011年《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全面启动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重大项目。2012年《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出台,为职教教师队伍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性建设提供政策规范。2013年教育部印发《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针对中职学校教师制定的专业标准。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职教师资的整体素质大幅改观。

  5.构建中职资助体系

  为了确保适龄学生有学上、上好学,2005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温家宝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学生助学制度,使贫困家庭学生通过国家帮助和本人勤工俭学得以顺利完成学业,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2006年《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出台,从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职资助体系建立起来,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凸显。

  很显然,该阶段由于经济转型发展需要,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和蓝图已经形成,体系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技术技能人才素质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基本确立。在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的大力支持下,该阶段解决了以往几十年都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即按照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大幅提升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改革办学模式。这些为后续职业教育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物质与人力基础。

  (五)黄金发展阶段(2014-)

  该阶段,国家出台了“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多项重大战略,这些战略对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科学谋划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既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担当,更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应有行动。在此背景下,2015年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指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黄金时期”[11]。该阶段一方面继续全方位聚焦质量提升、优化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创新和拓展职业教育新功能和新道路。

  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4年《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2015年起,教育部分两批布局了364个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600多个专业点、5万余名学生(学徒)[12]。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遴选和建设一批国家产业发展急需的示范专业点,深化100个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与应用试点。2017年教育部修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修(制)订高职专业教学标准,推动了专业设置优化。该阶段政府意识到产教融合不仅仅是校企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2016年启动实施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规划项目。2018年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政府层面干预构建产学融合制度的决心。

  职业教育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4年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2014年修订)》、2016年出台《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这些是专门针对职业学校办法的德育文件。

  继续完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制度。2016年《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对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的重要意义、实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和《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出台。2018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幅增加培养具有精湛实践技能的‘双师型’专业课教师”。可见,各种“双师型”教师理念开始落地成发展措施和政策制度。

  该阶段职业教育拓展了新领域,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和“一带一路”。在《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中提出:“精准脱贫与职教发展相结合。以职业教育助推精准脱贫,以精准脱贫带动职业教育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中也提出全面落实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行动、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职业院校参与东西劳务协作等三大任务。近几年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列入职成司工作要点,提出打造以“鲁班工坊”等为代表的品牌项目,共同支持建设一批新的试点,服务好我国在国际产业体系分工中有竞争力的重点产业和企业。

  这一黄金发展阶段才刚刚开始,其特点明显不同以往。职业教育发展正在得到外部越来越多的跨界关注与支持,正在国家层面构建更为稳定的制度框架,服务功能和发展方式正在逐步拓宽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发展道路越走越实。

  二、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改革的主线与成就

  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体现了三个关键词:一是“适需性”,是指职业教育越来越匹配产业需求、响应国家战略需要;二是“科学性”,是指职业教育越来越遵循科学的依据、教育本身的规律;三是“自主性”,即职业教育逐渐远离照搬国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一)从局部发展到体系建构,从“层次”到“类型”之蜕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是一大主要成就。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经历了一种从局部性、阶段性过渡到终身性、全面性的漫长而又渐进的过程,从“断头教育”发展成为与普教并行的“终身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年份是1985年、2005年和2014年。1985年提出了体系建设的蓝图,后续30多年体系建设路径基本是按照这一蓝图来实施的。2005年明确了“中国特色”和“现代”属性。2014年则更加完善、具体地提出了建设规划。关于建设“什么样的体系”,各阶段根据时代特征略有不同(见表1)。

  从整个发展脉络来看,对于“体系”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纵向的内部层次关系到内外部协调发展,这充分表明对职业教育体系的认识逐步从内部视角转移到外部视角,从“大教育”体系的角度来定位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层次的逐级提升,使得职业教育在原先的教育学制体系中的“一个层次”转变为“一种类型”,一种不同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类型。从“层次”走向“类型”的蜕变,可以视为职业教育改革中的一种质变,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从回应行业产业需求到考虑人的发展与终身学习,这其中反映了职业教育价值观的逐步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了职业教育开始“目中有人”,逐步回归教育本质。从架构基本框架到体现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这表明中国的职业教育经历一个从非常弱小到不断壮大的巨变过程,在世界舞台上敢于发出中国声音,且正在努力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建设之演变

  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遵循了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之路[13]。1978-2004年,职业教育主要处于规模扩张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增至14454所、高等职业院校1047所,占据半壁江山。2005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转型、扩招带来就业市场的变化,促使职业教育发展逐步转轨到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上来。例如2005年启动的高职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2010年启动的中职国家示范校建设,《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重大举措都着力提升内涵。有目共睹的是,职业教育的职教特点愈加凸显,“职业教育已经告别‘参考普通教育做’的时代”[14],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广泛采用,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

  (三)从单一封闭到多元开放之转变

  改革开放前期,我国职业教育还是以传统的学校形态办学模式为主,雷同普通教育,学习内容按照系统的学科知识为主线,这种单一封闭的办学模式遭遇许多诟病[15]。随后,职业教育逐步开放、跨界合作逐步深入。各个发展阶段使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知行合一”“产教融合”等不同措辞。在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我国着力尝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从一开始的企业办技校与校办企业的探索,到后来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园区化办学以及现代学徒制的试点,都在不同层面积极推进合作的深度,力争将产教融合落在实处。《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显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已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亦给出类似判断。不得不承认,办学形态的根本性转变是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巨大成就。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制度、共识、模式、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职业教育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技术提升之中,对于“如何办职业教育”在认识和实践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四)从借鉴国外到自主发展之嬗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主要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如20世纪80年代引进“双元制”,后续又学习了美国社区学院、澳大利亚TAFE学院、英国学徒制等。应该承认,当时比较职业教育的成果在事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使得我国职业教育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国际地位、开放程度的大幅提升,加上职业教育科研意识的觉醒,借鉴效仿之路出现困境,从而逐步走上了一条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道路。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本位的发展路线。这一发展路线可以认为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形成了自身特点与独特的发展机制。农村职业教育从“燎原计划”,到“农科教一体,三教统筹”的综合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强调的要努力办好农业类和农村急需的专业,进而在21世纪后明确“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能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和“农村专业合作社培育计划”等。可见,在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我国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①创造性地举办了全国范围内的县级职教中心;②开展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补”的格局;③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职业教育国际化开创出一套崭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领域的开放程度和国际交流水平都大幅提升[16]。经历了聚焦单项输入—双向合作—对外输出几个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服务对象不断细化、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尤其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开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走出去”试点。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走出一条“伴随产业输出”的独特模式,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合作宽度都已经初步形成。

  最后,学科发展引领职教事业的自主创新发展。自1983年教育学下设“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以来,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即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体系。截止到2017年,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增加到27个,硕士点增至134个,覆盖师范院校、研究型高校、地方院校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在质和量均有突破性增长,而且职业教育科研具有天然的“实践关照”和“问题导向”特点。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设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开展职业教育重大问题和服务重大决策的高水平研究。2014年,设立了“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可见,随着学科的繁荣,带领着职教事业朝着更科学、更自主、更健康的中国之路迈进。

三、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反思与展望

  (一)反思单一供给,聚焦生涯发展,拓展职教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向经历了“学历导向”向“就业导向”的变迁。必须承认,“就业导向”对于解决“重理论轻实践”和忽视市场需求的难题是“一剂强心针”。然而,“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进入了误区。职业院校开始追求“零距离对接”“无缝对接”等,把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单一供给模式必然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许多职业院校把培养目标的关注点放在学生的初次就业上,在培养职业能力时简单地将职业能力理解为岗位技能等。

  面向未来的职业世界,我国职业教育亟待进行价值导向的变革,从就业导向过渡到生涯发展导向。生涯导向的职业教育必须关注人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关注到人的自由而又可选择的发展。这符合世界职教发展趋势,从职业主义走向新职业主义。就是从强调“职业教育应为现实社会培养需要的合格工人,为适应现实职业做准备”的“工具价值”转变为“职业教育将训练未来的工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能力”之“发展价值”。从根本上说,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职业的教育”,更是“通过职业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把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融合起来,技术技能教育与学术教育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站稳“类型说”,促使职业教育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满足就业、升学、留学等需求。由此,职业教育逐步开启“定制化”的新时代。

  (二)迭代内涵建设,注重规范标准,迈向深水改革

  内涵建设至今,投入机制亟待深入改革。在内涵建设之初,主要采用的方式是专项投入的方式。几年来,专项投入式的内涵发展取得了“短、平、快”的成效。这种投入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集中针对某方面进行突破性提升。当然,其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即难以从全面推动教育质量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提升,甚至会出现因专款专用的要求,有专项的板块和没有专项的板块之间的不匹配等尴尬现象;这些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拔尖”,仍有一大批薄弱学校难以得到实质性扶持,未能全面抬高“质量底线”。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先后出台了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专业标准、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教师专业标准等,为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规范和指导。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职业教育尚缺乏完善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规范。只有健全了制度和规范,我国幅员辽阔国土之上的职业教育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可见,当内涵建设进入“深水区”后,这种专项投入的模式必然被迭代,需要一种长效的机制来持续保障。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和规范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是下阶段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新抓手。

  (三)打开“潘多拉魔盒”,提升职业学习的有效性

  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目前主要停留于体系、制度和模式等中宏观层面,还未深入微观层面,特别是课堂层面。改革开放40年来,课堂教学外围的职业教育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课堂教学这一“潘多拉魔盒”却很少被撼动。未来的职业教育必须揭开职业学习秘密,了解学生职业学习障碍的类型与根源,不同专业学习的奥秘,包括深层学习、合作学习、有效学习、职业思维方式转变,专业教学法、教学模式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将长期持续推进,才能让职业教育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化。

  (四)持续聚焦质量提升,架构多元社会支持系统

  职业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必然带来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多样化发展。职业教育承担机构的样态将发生极大的变化,机构类型将呈现极端丰富化。那么,对于未来这种职业教育与培训供给就必须有强有力的外部保障体系。未来中国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需要设立两类国家机构:一类是职业教育监督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地方认证或管理部门,对不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做法提出黄牌甚至红牌警告或处置;另一类是基于各行业权威机构建立行业咨询委员会,对于新兴工种或职业所需开设的专业及课程进行审核与认定。有了这两类国家机构,职业教育的质量之绳才是牢不可破的。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职业教育从一个相当薄弱、饱受鄙视的弱小领域,沐浴着改革开放之春风,异军突起、创造辉煌的40年。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逐步凸显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因此,它在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必然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由举办学校颁发毕业证书,与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生一样实行学校推荐、自主择业。……对这部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家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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