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普融通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命题，始终受到教育研究者的关注。通过梳理2024年职普融通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六个关键问题，即职普融通的时代内涵，中等职业教育的合法性，综合高中建设，职普融通的国际经验借鉴，职普融通实践困境，职普融通政策优化。围绕上述关键问题，研究者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将“职普融通”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深化解读，明确职普融通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战略意义；二是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不动摇，稳步推进职普融通试点工作；三是强化地方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的主体责任，加强多部门协同推进职普融通。

【关键词】 职业教育；职普融通；职业教育体系；中等职业教育；综合高中；科研综述

【引用格式】刘晓，张子益.教育强国背景下职普融通的理论审视与思考——2024年职普融通研究与实践新进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2）：31-38.

刘晓，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两种类型教育。协调两类教育关系，推进职普融通长期以来是我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命题。在不同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对其研究理解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规模严重失衡，亟须大量技能人才投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在1985年提出“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的建设目标，以此缓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教育人才供给的“冲突”。进入21世纪，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大量中职学校升格，中等职业教育“空心化”和专科学校生源短缺等问题出现。国家提出“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以此缓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生态的“冲突”。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将建成教育强国摆在首要位置，赋予教育前所未有的使命责任。国家对推动职普融通的关注度愈发提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早先对职普融通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实施意图、实践困境与对策路径三个方面。相关研究主要立足职普分流这一社会问题，解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规模协调问题。教育强国建设不是追求教育规模之大，而是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当前对职普融通问题的剖析不能局限在教育结构关系层面，而要考量两类教育所含知识体系的融通以及对国家整体教育体系的影响。本文旨在梳理2024年我国对职普融通的研究进展，探赜尚未解决与有待突破的新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达成的共识，继而提出职普融通政策的实现路径与未来展望。

一、教育强国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推动职普融通的价值意蕴？

早先对于推动职普融通的价值意蕴理解，主要聚焦于职普分流背景下的教育公平与人的全面发展。如许译心、沈亚强（2015）认为由于普职分离弊端的凸显、普职等值的要求、终身教育理念以及关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在中等教育阶段实现普职融通的必要性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已经将推动职普融通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一项基本举措。有研究认为需要跳出单一的职业教育维度，从大教育观来审视“职普融通”，唯有此才有助于完善现代教育体系，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推动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匡瑛（2024）认为推进职普融通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能有效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并且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职普融通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徐国庆、余韵（2024）认为不能回避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的标签效应急需淡化；二是产业升级需要职业教育提供更为深厚的文化与专业理论素养；三是普通教育强化学生务实精神与实用能力培养需要职业教育支撑；四是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需要实施职普融通。

随着学界对职普融通价值意蕴理解的逐渐深化，对职普融通内涵的剖析也开始转向多学科视角。一是从社会公平视角看，职普融通是推动国家教育公平与人的多样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匡瑛（2024）等认为职普融通是让受教育者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是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的有效途径。李小娃（2024）提出职普融通一方面提供了职普资源的共享通道，另一方面提供了公平接受职普教育的通道，构建起职普类型优势互补的新格局。二是基于生涯发展理论，认为职普融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占梦君、谢莉花（2024）提出职普融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认识基础和开创路径。三是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认为职普融通是防止社会分层固化的重要举措。徐晔（2024）等人认为初中后职普分流更接近于社会意义的分层，无论有没有中等职业教育，社会分层都是真实存在、不可避免的，个体也会因为学历层次不同进入不同的岗位，获得不同的资源，获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四是基于经济学视角，职普融通有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还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满足不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具有实用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祁占勇（2024）等人指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当务之急是打破传统教育类型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积极推进高质量职普教育协调发展，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二、推进职普融通是否需要取消中等职业教育？

我国推进职普融通目的之一是缓解初中后职普分流所产生的教育焦虑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老百姓的升学需求不断增大。传统以就业导向的中等职业教育合法性受到直接质疑。特别是在民间教育视角下，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延迟职普分流至高中后，相比于推进职普融通更能直接缓解教育焦虑问题。2018年，J省省委常委扩大会关于初中升入高中的比例探讨，立即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让过去坚持多年的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格局直接受到舆论挑战。2024年，多个省份出台文件表示“省级原则上不再举办中等职业学校”，多所中职学校“关转并停”。这使得社会和学界对“是否还需要中等职业教育？”问题的关注度再一次提升。世界银行东亚太地区人力开发部在21世纪初就发布相关报告，建议中国在20年内逐步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国内部分研究者也持相同观点。如陈新忠（2024）认为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需要将改革重心放在普通高等教育上，取消中职教育，让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向本科教育过渡的教育类型。

然而，部分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依旧存在着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如徐国庆（2024）指出从初中毕业生学业成绩分化程度、高中阶段学生的就业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对职业基础教育的需求以及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改革趋势四个方面看，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依旧有存在的必要性。不能因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属性的弱化就将其取消，关键在于结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目标重新定位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如刘菊华（2024）认为新时代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功能要从“以就业为导向”转向“就业与升学并重”，人才培养目标要从“服务就业”转向“服务发展”。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背景下，需要发挥职普融通的关键作用，以中等职业学校为抓手打破高中阶段学校类型同质化困境。徐晔（2024）等人研究认为要在坚持中等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基础上，从规模、质量和功能定位三个角度为中等职业教育画像：一是允许各地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统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规模；二是全面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推动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全面达标，提升中职学校办学能力；三是优化中职学校“升学”功能，坚持中职学校“就业”功能。李梦卿（2024）认为要用科学的态度审视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定位，既要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不动摇，也要考虑技能型人才成长需要，坚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学生做好就业准备和向更高层次职业教育发展需求提供支持。

三、综合高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职普融通？又该如何建设？

综合高中是实现高中阶段职普教育融通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多样化成才，还可以将职普分流从外部制度性分流转向内部自主性分流。早在20世纪初期，我国就开始了综合高中发展模式的探索，并且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综合高中的实践经验。由于国情上的差异，此时对建设综合高中的探索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如浙江省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对综合中学的实践探索，但自2006年起，浙江省逐步停办了综合高中。当前，我国再次将建设综合高中作为推进职普融通的重要举措。2023年，《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积极发展综合高中”。

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明确新时期综合高中办学路径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命题。郭静，何飞红（2024）认为造成20世纪末我国综合高中实践成效不理想的关键原因在于实践目标错位、课程体系缺失、制度保障不足。新时期综合高中发展亟待破旧立新。首先，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推进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其次，完善课程标准，统一设置高中阶段教育核心课程；再次，建设综合高中独立课程体系，推动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联合建设职普融通“课程池”；最后，省域统筹、市（地）为主，优化资源配置，试点推进综合高中建设。王博（2024）认为综合高中在办学模式上不能是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的简单加和或翻版，而应成为一种既承载以升学为主的基础教育职能，又兼具职业教育属性的“多元通路”式高中办学新类型。在办学定位上，综合高中的职普融通特征不等于就业和升学双重职能的简单叠加，应充分发挥“职普一体、双向开放、自主选择、多样成才”的综合优势。在教学组织上，综合高中要通过普职两类育人模式的组合设计，为不同目标的学生提供适合的多样化课程和发展指导。在组建形式上，综合高中办学形式包括中职学校整体转型、在中职学校内开设综合高中班、“1+1”中职校与普通高中整合转型。

但是，不少研究者通过调研国内综合高中办学实践发现，综合高中的建设仍面临着政策、标准、教学等方面的困境。彭娅伦，唐智彬（2024）认为综合高中建设仅停留在“形式”上并不会促进各类教育融合发展，对于我国而言，综合高中难以整合各异质主体沟通衔接，并且在探索过程中职业教育被“矮化”和“牺牲”成为普遍现象。吴仕韬、祁占勇（2024）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各地开展综合高中实践依旧面临着四大困境：一是职普分流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综合高中只是把职普分流矛盾转移到了学校内部，延迟到了高中教育阶段；二是中职学校办学面临生存危机，中等职业教育“普通化”的变革倾向显露；三是综合高中治理难度提升，当前综合高中办学中的物质资源、课程资源、教师队伍以及学籍管理难以照搬国内已有的模式；四是综合高中育人目标异化，过度放大了综合高中的升学功能而弱化了就业准备功能。对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应谨慎探索综合高中建设。李虔、邱懿（2024）认为当前我国不宜以统一标准大规模举办综合高中，应充分赋权地方探索和实践，在发展中试点布局，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主要措施包括：鼓励地方明确综合高中办学经费额度与使用标准；鼓励地方探索综合高中招生政策；加强对地方建设综合高中教师队伍的支持力度；鼓励地方试点综合高中学生多样化升学路径。

四、教育发达国家成功实现职普融通的关键举措是什么？

国外教育发达国家从20世纪便出现关于职普融通问题的相关讨论，并且发展出了多样化的实践样态。早先国内研究者对国外职普融通经验的总结多聚焦在教育实践本身。如余晖（2024）认为英国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在于相对成熟的学校课程体系和教育证书体系。但是由于国家体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单纯总结国外职普融通的举措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国内实践。因此，不少研究者对于国外职普融通经验的分析开始转到教育外部要素的分析，即从历史、文化、制度等层面剖析国外成功处理职普关系的关键要素。一方面，聚焦以美国、芬兰等为代表的职普单轨制国家。如段世飞、吴倩（2024）通过研究美国P-TECH教育模式发现，该模式在职普融通实践路径上通过融合中学、大学和职场“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使学生具备学术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双重优势。核心举措包括：设置“六年一贯制”课程；采用“中学—大学—职场”三位一体教学方式；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模式。陈中润（2024）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展的生涯与技术教育整合式课程建设实践分析发现，实现职普融通的关键在于将标准化作为制度基础，推出整合性示范性课程，推行财政经费投入地方预算控制模式，建立起跨层次、跨类型的贯通培养路径。王婷婷、郑琦（2024）通过分析芬兰教育体系百年演进发现，实现职普融通的关键有三：一是在全社会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二是形成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学校、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三是始终让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平等地享受高水平的经费投入。另一方面，聚焦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职普双轨制国家。如谢莉花（2024）等人通过对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关系的研究发现，德国通过在两类教育边界重叠部分进行知识的开放渗透、衔接贯通与交叉融通实现职普融通。具体表现为：一是对职业教育、学术教育、继续教育做一体化整合设计，把职业与学术的学习路径结合起来发展教育；二是通过资格的准入机制，即开放与能力的等值认可与换算两个核心举措实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间的衔接；三是建立整合大学学业的职业教育模式，实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实质耦合。刘晓萍（2024）通过分析日本职普融通的数十载实践历程发现，日本在本国教育体系基础上探索出职普融通的两种设计策略：横向融合策略和纵向融合策略。其中，横向融合是以课程为媒介贯通义务教育至高等教育；纵向融合以学分制和入学制度为核心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升学路径。

五、当前我国推进职普融通办学实践面临着哪些困境？

加快推动职普融通实践需要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揭示“职普融通”的整体逻辑，把握促进学生全面充分发展、推动教育公平且有质量以及突显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三大底层逻辑。当前，我国职普融通的实践探索同时涉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举办综合高中试点校、开设职普融通班、促进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结对合作、推动招生方式改革、实行学籍成绩互认等方式，探索推进了职普融通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和成效。但是已有研究发现，课程资源、制度保障、社会氛围成为阻碍当前职普融通实践的关键。

在基础教育阶段，胡卫（2024）等人研究认为职普融通试点工作让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和社会声誉得到有效提升，满足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多元化教育需求，为孩子们的成长成才拓宽了渠道，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缺乏吸引力；二是人民群众对过早普职分流反响强烈；三是推进职普融通面临制度设计困境。刘晓敏、苏悦文（2024）认为我国职普融通实践仍存在“融不进”“融不通”“融不好”等多重困境，主要表现为：在制度保障层面，职普融通的政策目标尚未细化，办学过程中的“学分互认”与“学籍转换”尚不能有效落实，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尚未有效激发；在教学活动层面，知识课程和技能课程融合不畅，教师对相关课程的掌握存在适应性低的问题；在社会环境层面，缺少对职普融通价值优势的有效宣传，不同地区对支持职普融通办学的经费投入失衡。

在高等教育阶段，史秋衡、陈琼（2024）认为职普融通是打通高职教育联动梗阻的关键，但在实践中依旧存在“通而不畅”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是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各自封闭的育人体系难以改变。两类教育在目标定位、培养方式、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差异明显，使得相互之间的转化变得相当困难。二是国家层面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构建滞后于职普融通诉求的蓬勃发展。三是职业教育被视为“兜底”教育的固有观念依旧存在。赵军（2024）提出构建基于“技术知识能力框架”的职普融通体系，拉近技术、科学与工程三者间的距离：一是以技术学科建设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高等性延展的“类型”定位；二是理顺职业教育与工程教育之间的关系，完善工程与技术关联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实践结构的职业化能力标准，推动职业院校及相关普通应用型高校工科类专业联动改革；三是建立以“技术能力”为必要条件的普职融通评价体系，把技术能力作为应用型本科及专硕、专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马璨婧，马吟秋（2024）认为高校职普二元壁垒横亘、融通机制运转不畅，导致资源双向流通受阻，知识、科技、创新与技能互促共进的内在价值丧失。对此，一是要建设规范、有序、一体的国家资历框架，在政策制度宏观层面消除堵塞，以知识、技能、科技创新能力和素养的要求，明确职业高校与应用型、科研型普通高校之间学习成果等级互换关系；二是要集合多主体力量在微观层面协调各类高校教育结构，弥合割裂的职普创新体系，构建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多元主体渗透的立体化多层次协同体系。

六、如何完善我国职普融通配套政策并落实相关工作？

教育设计有效落地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教育政策在导向、规范、协调、促进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综合价值。目前，我国职普融通政策在执行落地过程中面临多重阻滞。一是缺乏对职普融通实施的宏观指导意见。如叶晓力、秦玉欣（2024）认为我国高中阶段职普融通专项政策和配套政策供给缺失、政策内容宽泛且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执行机构动力不足，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矛盾，选择性执行政策，且部门间协同配合不紧密；目标群体认知偏差，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对职普融通的认知不足，参与动力被消解；政策环境不利，职普融通战略缺乏广泛社会认同，受传统观念和现实环境影响，政策执行面临困境。二是地方政府的职普融通政策设计不合理。如吕清（2024）等人研究发现市域政府职普融通政策时效设计不够合理、政策领域涉及不够广泛、激励措施力度不够到位、政策受众涵盖不够全面等问题。

对此，研究者们认为突破职普融通政策执行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一是加强政策设计和系统规划，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体系。教育部牵头联合行业部门就职普融通的具体形式、实施路径、评价标准等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和指导意见；地方政府依据国家政策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职普融通具体实施细则，细化评价方案。如颁布《推进职普融通实施意见》《职普融通促进办法》，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学分银行制度等实施细则，确保职普融通统一规划与整体布局。二是制定体现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如曾璐璐（2024）构建了包含“创新水平”“协调水平”“绿色水平”“开放水平”和“共享水平”5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25项三级指标的职普融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创新区域中职的类型化升学评价制度，融合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知识内容，建立长期性考评机制，以升学考试倒逼培养内容的实质均衡。三是完善多元协同机制。职普融通作为一种普惠型政策和一项综合性教育改革工程，政策协同创新需要将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密切结合，理顺政策协同主体关系。如王牧华、方晨阳（2024）提出，推进职普融通宜采用政府干预引导与市场自发调节相结合的方法，逐步落实并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协同发展机制、学分互换机制、学生分流机制、产学融合机制、督导评价机制及多元参与机制。甚至有研究者提出可以进一步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学历证书和技能证书。在厘清技能证书考核范畴、考核方式等基本规则后，再进一步推动职业技能证书与普通学历证书在形式上的融合，并不断扩大职业技能证书对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的影响力。

结语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知2024年职普融合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对于职普融通的深入阐释，表明我国对该问题从过去关注外部形态转向内部内涵。但已有研究多是从职普关系角度出发理解职普融通，缺少对“融通”背后本质的解读。只有将“职普融通”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深化解读，才能为我国推进相关实践精准指明方向。同时，已有研究要明确职普融通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不动摇，稳步推进职普融通试点工作。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改革路径的探索，对涉及的关键制度开展广泛调研，构建真正具有实践价值的制度体系。精准领会政策意图，将职普融通的工作重心明确定位在提高优质中等职业教育供给，强化地方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的主体责任，加强多部门协同推进职普融通，明确地方发改、财政、经信、人社、编办、自然资源、教育等部门在职普融通工作实施过程中对经费、土地、师资等方面的保障工作，加快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确保落实政策时不偏、不虚、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