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作为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时代要求上看，人口素质提升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人口分布呈现的态势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挑战；人口结构变化对职业教育服务供给产生了新需求。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发现职业教育仍存在服务人口素质提升的功能未充分激发、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统筹协调不畅、与人口结构变化的适配性欠缺等问题。鉴于此，提出市场与技术再嵌，夯实职业教育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双翼”；政治再嵌，畅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区域统筹链路；社会再嵌，推动职业教育与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契合等实践路径，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口变化；职业教育；嵌入性理论；高质量发展

【引用格式】唐瑗彬，陆英运，彭敏悦.人口变化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问题与路径：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3）：50-58.

唐瑗彬，博士，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前，我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职业教育作为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是培养各类新型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途径，能够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技能人才红利”。目前，我国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从过去的“能上学”到现在的“上好学”转变，职业教育的就业从“能就业”“好就业”到“就好业”的转变，人民对职业教育的期待从基本需求的满足转向了更高质量、更公平的教育服务。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的人口数量、结构和规模经历了深刻变化。2000—2021年，我国从老龄化社会步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据专家基于研究模型的预测分析，从2025年或2026年开始，人口总量将进入持续负增长阶段，并以平均每年约0.3‰的速率下降。未来的20年，我国人口规模在经历短期缓冲后将呈现持续递减态势。这种人口变迁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全新挑战，体现在供需结构调整、跨界服务能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等多重维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从这一视角审视，如何全面认识和把握职业教育与人口变化的关系，如何在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下转化危机，并通过职业教育的改革来应对人口发展中的问题，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审视和面对的时代命题。在人口变化背景下，深入剖析职业教育改革的时代要求、现实问题，进而提出实践路径，对于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人口变化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技能匹配：人口素质提升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这一重要论断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肩负着重要使命。职业教育需要紧密对接国家、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等，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以提升人口整体素质、服务人口整体高质量发展。在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变革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体系亟待实现战略变革。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崛起促使新质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升级，进而牵引职业教育专业及人才培养各关键环节实现循环升级和螺旋式上升。职业教育需加强与产业的深度对接，优化课程设置，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强调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确保毕业生能够快速适应岗位要求，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人们对自身发展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简单技能的获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要从单纯技能传授转向综合素质培养，构建涵盖职业道德、创新思维、团队协作能力、跨学科知识融合等维度人才培养框架，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因此，在人口变动格局下，职业教育如何进一步改革调整，推动我国社会发展从“数量人口红利”向“技能人才红利”平稳过渡，成为其当下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区域调配：人口分布态势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新挑战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中心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吸引更多人才、资源与产业聚集。因此，职业教育资源在城镇发达地区与乡村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布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发达地区凭借其强大的“虹吸效应”聚集了更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则面临资源短缺和人才流失的双重挑战。我国的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受地理、经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地区间的配置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此外，职业教育资源供给通常基于教育规划，而教育规划往往会有一定的时滞性，因而会产生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浪费以及教育不公平加剧等问题。随着学龄人口的快速变动，原有的教育资源布局被打破，难以满足与学龄人口分布相适应的教育需求。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省级统筹，建好办好一批县域职教中心，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每个地（市、州、盟）原则上至少建设一所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思路布局。2022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要“统筹教育发展趋势和人口规模，推进区域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优化布局、共建共享，盘活资源，落实新增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倾斜政策，整体提高办学实力和水平”。因此， 针对区域内部人口向城市聚集的新态势，在职业院校类型与数量的区域布局和优质职教资源的区域均衡配置上如何做出相应调整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三）需求适配：人口结构变化对职业教育服务供给的新需求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引发对职业教育未来改革的诸多思考。具体表现为，一是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减少，影响职业教育系统的容量。2016年新生人口达到峰值后进入持续快速下降阶段，少年儿童人口的绝对数量不断减少。根据近几年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从2019年的600.37万下降到2023年的454.04万人，在校生从1576.47万下降到1 298.46万人，学校数量从1.01万所减少至0.7085万所。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对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构成了潜在威胁，高等职业院校也将面临招生困难问题，导致职业院校“空心化”，继而影响专业设置、教师的生存发展等问题。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刺激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开发。通过开发和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使其继续参与社会生产、公益活动、科研工作等，来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进一步缓解因“人口红利”减弱导致的生产力不足问题，并减轻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如何通过调整和改革职业教育，提升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增量和适老劳动力数量，有待进一步思考。三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提升存量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总人口数量的下降为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带来挑战，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将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提高现有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质量，成为提升劳动效率、弥补其数量下降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关键。为此，职业教育承担着终身教育的功能，肩负起提升现有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素质的重任。

二、人口变化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

（一）嵌入性理论的内涵

“嵌入”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他认为“经济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经济行为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波兰尼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嵌入性”理论观点，认为“嵌入性”是双方或者多方主体双向的关系互动过程，建立了“嵌入性”分析模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以及用来研究和解释经济问题的新框架。他强调社会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将社会关系纳入经济行为分析当中，认为经济活动根植于社会结构中，嵌入性可分为微观的关系型和宏观的结构型两种类型。关系性嵌入型指一对一的双边人际关系对于个人的经济行动与经济行为效果的影响，引申到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即学习者与职业学校、行业企业、政府等相关主体的关系，受到期望、赞同和互惠等因素的影响。结构性嵌入指个体行动者所处的“网络的整体结构”对其产生的影响，着重强调网络的整体功能和宏观结构，引申到职业教育领域，即职教体系与产业体系、经济体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与价值等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互嵌需要建立在这两种嵌入关系之上，从关系性嵌入逐步实现结构性嵌入。

（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嵌入性分析框架

不同学者通过对嵌入性理论的应用与创新，形成不同的嵌入性理论框架。参考王屹、庞世俊的嵌入性理论研究，并借助吴雪萍的嵌入性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人口变化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嵌入、市场嵌入、技术嵌入、政治嵌入的“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社会嵌入指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一个动态而开放的系统以不同的模式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性背景环境之中，并受之影响和作用。它既涉及由教育行政部门、职业学校、用人单位、家长等多主体构成的宏观社会结构，也涵盖基于人际互动形成的网络结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性嵌入的逻辑旨归是满足社会对高质量职业教育供给的需求。通过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系统，遵循政府与市场协同分担的原则，共同推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要加强引导全社会理解职业教育的价值和功能，密切与不同层级的教育类型以及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从而推动学习型社会和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市场嵌入是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参与市场运行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且这种关系对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职业教育与区域企业高度合作后将产生满足区域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良好回应。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资源支持，如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同时，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与产业体系的协调运行机制，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技术嵌入指职业教育与企业和社会等层面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开发、设计等过程的相互依赖性。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嵌入，就要保持技术对社会的赋能与社会对技术依赖的张力，即“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技术化”间的张力，强调职业教育能够充分对现代技术的赋能进行理性选择。具体而言，职业教育要通过提高技术嵌入能力，提高技术人才在市场人才中的占比，增加知识和高技能人力资本要素积累，服务高精尖等产业发展和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与服务业品质的提升。政治嵌入是职业教育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等对其发展造成的影响，主要关注政治因素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路径，对组织的经济行为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的一些政治特征，包括制度障碍或缺失。人口变动下，职业教育的政治嵌入式发展指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理念和区域协调发展要求融入其中并贯彻落实。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遵循服务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强化与区域治理协同的逻辑理路，统筹职业教育资源，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赋能国家战略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

三、人口变化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

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迫切要求通过改革来形成与人口结构、特点相配套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与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耦合关系，尽管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其作为一项社会服务工具来看，在人口服务体系中仍存在着一定的“脱嵌”问题。

（一）市场与技术嵌入不足：服务人口素质提升的功能未充分激发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教育类型，要充分发挥与产业、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特色优势，深度嵌入市场与技术领域，服务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提升，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市场嵌入要求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开发等方面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知识的生产和转化要与市场接轨，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即推进深度产教融合。技术性嵌入要求职业教育加强与科研的融合，通过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在内容、过程、环节上的交融贯通，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即加强科教融汇。然而，当前职业教育无法及时响应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力人口能力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在市场嵌入和技术嵌入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归源于产教融合尚不深入、科教融汇仍浅显表面。在产教融合上，一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契合度较低，专业设置滞后于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二是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课程结构与职业新工种的岗位标准脱节，培养的人才未能与从事技术创新服务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等技能服务需求的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形成有效衔接，与一线岗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毕业后的岗位胜任力不高；三是课程内容更新滞后，对新兴行业所需技能、技能需求识别以及教材调整的快速响应能力不足。在科教融汇上，职业教育难以快速填补新兴职业所需的技术技能劳动力人才空缺，面向行业社会所需的技术研发、技术转化、技术改造、技术应用不够。因此，职业教育要在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上要进一步深化市场与技术嵌入改革。

（二）政治嵌入不足：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统筹协调不畅

跨区域统筹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是提升边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举措，离不开政治层面的有力支持与政策保障。政治嵌入要求在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和机制中，发挥好政府统筹管理、市场自发运行调配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助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协调。但是面对人口流动和分布的现实问题，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统筹的政治嵌入明显不足。一方面，职业学校的数量布局与区域人口分布不匹配。从人口的流向性上看，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总体呈现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从农村向城市的指向性，城市群作为职业教育空间布局优化的主场域，既有的省级和市级区域为主要规划单元的职教育布局在现实中难以满足新型空间经济形态和学生个体发展需求，院校布局无法与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及圈层发展相协调。随着人口流向城市，职业学校向拥有先进产业的城市群聚集，会进一步导致城市职业学校资源紧张，农村职业学校闲置浪费，农村和偏远地区基础地位被弱化等问题。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极化”限制均衡发展。从人口流速上看，省际和区域间的流动性对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了显著影响。高流动趋势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了重大挑战，即流动人口教育公平难以保障，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余缺难以有效调配。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集中在高流入的省际和区域的城镇发达地区，进一步加剧边疆地区教育弱势，影响教育公平。职业教育的资源供给和制度设计，在省际和区际人口流动速度和趋势上较难协调畅通，资源的调配仅仅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法有效应对上述局面。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在资源配置和区域协调上的介入和宏观调控不足，且职业教育内部无法通过改革调适职教资源配置，进一步影响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三）社会嵌入不足：职业教育与人口结构变化的适配性欠缺

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剧了人们对高质量发展的期盼，为职业教育适配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带来了更大挑战，营造更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生态十分关键。基于社会嵌入理论，职业教育与人口结构变化的适配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生源持续性减少，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院校的数量等将面临“撤、并、减、裁”局面，职业教育在技术技能培训、社会服务等其他功能未被充分开发，职业教育的资源未进行充分整合利用。另外，受我国文化基因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影响，相比于求学升学的成长道路，靠技能成才的发展路径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技能型社会所需的技能型人才来源也随之变窄。二是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快，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职业教育现阶段匹配于老年人养老的需求尚不足。随着适老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行业市场需要更多的适老服务型人才。职业教育在适老专业的设置与人才培养上，未与产业良好适配，老年大学服务人口老龄化的职能功能未被充分开发。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技能再教育培训开发和利用率低，社会也缺少相应激励机制和政策支持。三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萎缩，我国人力资源结构正面临“量减质迫”的双重挑战，迫切需要以职业教育为核心抓手全面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与创新适应能力。然而，当前职业教育体系在关键领域的服务功能仍存在明显滞后。在继续教育上，存在“重学历轻能力”倾向，针对在岗职工碎片化学习需求的微证书体系、学分银行建设进展缓慢，未能有效激活技能劳动者的终身学习动力。在学历提升上，学历提升通道仍受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制”壁垒制约，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问题凸显。整体而言，职业教育的社会嵌入功能不足，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发展所需。

四、人口变化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从审视“脱嵌”问题出发，遵循由微观到宏观的实践进路。微观层面上，从市场嵌入、技术嵌入和政治嵌入手，满足多元利益主体的期待，实现互利互惠的关系嵌入；宏观层面上，强化社会嵌入，构建更加完备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学习型社会和技能型社会建设。

（一）市场与技术再嵌：夯实职业教育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双翼”

从职业教育改革的逻辑上看，职业教育要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就要增强在地化发展，提高技能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结合的紧密度、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黏合在一起。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翼”，既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在地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职业教育与培训通过市场与技术的嵌入，不断深化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推动人口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更好地服务产业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首先，夯实市域产教联合体。市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涉及的要素多、覆盖面广，包括市域政府、职业学校、产业园区、企业等多元主体。市场再嵌要求以市场机制重构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动态适配关系，通过市场再嵌重构多元主体价值交换网络，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从“形式融合”的表面融合转向“价值共生”深度融合。一是市域政府要完善市场规则与政策牵引。建立“产业需求清单——职教供给清单”动态匹配机制，在用地倾斜、财政补贴与信贷优惠方面等方面，通过政策工具激励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二是职业院校要构建需求响应的专业“供给链”和人才“供应链”。紧密对接产业园区用工需求，推行“专业群+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模式，推动“行业标准入课程、企业项目入课堂”，联合龙头企业开发模块化课程包与岗位能力认证体系，精准培养出岗位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三是产业园区要打造产教协同运营“神经枢纽”。建设实体化产教融合运营中心，构建园区内实训设备共享平台，引入市场化第三方机构集成技术研发、人才孵化等服务，推动校企协同创新。四是企业要深化能力共建的“利益闭环”。在政府税收抵免等政策驱动下，协同园区和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更加深入参与人才引育和劳动力用人用工上，形成“用人即投资”的市场化回馈路径。

其次，夯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需以技术创新研发与转化应用为核心纽带，通过技术要素在研发、教育、应用环节的深度嵌入与循环增值，可推动行业产教共同体从“技术适配”向“技术共生”演进，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具有技术创新迭代能力的新型复合型人才。一是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龙头企业制定“技术研发—教学标准”双向映射体系，将新技术规范、工艺标准实时转化为职业院校课程模块与实训项目。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要更新合作理念，强调行业企业的主体地位，创新“教育服务产品化”机制，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定制化技术培训包，形成市场化技术服务能力。二是在重点行业设立“产教联合技术中心”，推行“企业出题、院校解题”的协同研发模式。将企业技术攻关项目拆解为教学案例库，鼓励师生参与研发全流程，并形成专利池共享机制，平衡职业院校和企业在技术成果转化收益中的利益分配，激活技术反哺教育的可持续动力。三是搭建技术应用推广网络，通过建设行业级技术应用示范基地，形成“研发端—教学端—生产端”技术扩散链条。推行“技术特派员”制度，选拔院校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组建流动服务团队。面向中小企业开展技术推广与工艺改造服务，同步收集产业技术需求反哺教学改革，在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满足行业发展人才需求，推动行业技术的突破与推广。

（二）政治再嵌：畅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区域统筹链路

应对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区域统筹失衡的问题，本质是推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适配。受人口空间重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职业教育资源区域统筹改革需要突破传统治理范式。需要通过政治再嵌重构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实现职业教育资源与人口流动发展动态均衡。政治再嵌就是要重塑国家、市场、社会的价值认同网络，进行制度层面的安排破解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必须构建国家主导—区域协同—动态适配的三维治理体系，以建立优质职教资源统筹的治理新制度安排，进而提升资源统筹的合理性。

首先，要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规划设计与制度保障。在具体制度层面，一是根据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问题，制定职业教育资源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明确各级地方的统筹协调职责效力与跨省域跨区域协调机制效力，统筹协调跨区域资源均衡。二是通过制度安排，形成“制度保障—机制创新—技术赋权”的一体化治理体系，联合研制城市群职教资源配置模型以及人口发展趋势预测与预警职业教育资源需求的模型，辅助宏观决策制定。

其次，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机制保障。建立跨地域职业职教联盟治理体系，组建区域职业教育职教联盟，试点建设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示范区。如在京津冀、长三角国家级城市群率先打造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示范区，通过“规划共编、资源共享、专业共建”的协作机制，在联盟内实施“飞地办学”或者“托管办学”的合作形式，实现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共同分享与流动。与此同时，建立省际职业教育资源“余缺调剂、动态补偿”流通机制，对闲置资源可实行跨区域调配使用，可实施跨省之间建立对口支援，建立“东—中—西”与“城—乡”职业教育结对帮扶机制。

最后，创新动态适配的资源调配新模式，建立人口流动与职教资源适配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人口流动趋势—产业需求变化—教育资源供给”的三维预测模型，如建立以五年为周期的动态调节制度，按人口变化调节办学规模和设置专业。针对服务人口较少的同类职业学校，可采取集团化办学的方式，进行区域整并，规模小的县属中等职业学校予以转产或者撤销，或者并入市属中等职业学校进行整合，优化调整片区内中等职业教育存量资源配置和增量资源配置。同时，重视脱贫地区、偏远地区教育资源投入供给，推动区域内优质资源下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县域，保证流动人口、偏远地区学生成人成才，同等享受教育机会，享受更高品质的教育服务。

（三）社会再嵌：推动职业教育与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契合

职业教育的社会嵌入性要求其深度融入社会结构网络，形成与人口结构动态适配的生态系统。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变迁，需通过社会再嵌重构职业教育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覆盖职业启蒙教育、老年教育、职业培训等学习型、技能型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首先，重构教育生态系统，激活职业教育嵌入效能。职业教育要充分发挥其灵活的跨界服务职能，开展跨界教育培训与服务，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和STEAM教育。学龄人口减少和人口少子化双重趋势下，我国技能型人才来源减少，需要职业教育协调基础教育在幼、小、中学阶段在学生的成长早期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在中小学开设“职业体验中心”，开发职业启蒙课程库，构建“小学认知—中学体验—大学深化”的全程职业认知体系，引导学生尽早建立起职业基本认知，帮助家长理解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为将来的职业选择做铺垫。此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的上千所中小学的已有实践证明，STEAM教育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教育理念，对时代所需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大有裨益。职业教育可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课程体系融合、实践教学合作上重点与基础教育协同服务，通过开发与基础教育阶段相衔接的跨学科课程，利用自身的实训基地和实验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提供实践教学场所，服务学生个体综合素质发展成长，改善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

其次，构建终身教育网络，搭建终身学习的平台。一方面，强化公众提升对老龄化社会的认识，出台相关扶持养老行业和养老专业的政策和措施，培养尊重老年人的价值观，重视老年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另一方面，鼓励各类职业院校联合现有社区教育机构、县级职教中心以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农村老年活动中心等资源，利用场地闲置时段开展低龄老年职业教育、在职在岗劳动力职业教育，提升现有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在技能培训方面，如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发适合中老年人口的在线培训课程，开发适老化数字学习平台与移动教学终端，帮助老龄人口跨越“数字鸿沟”、增强数字胜任力等。在学历提升方面，如加强学分银行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推荐，构建“一人一策”的终身学习档案系统，创立“个性推送→学习空间→学分转换→精准就业”的多维资源应用模式，为劳动者和学生的学历提升提供更灵活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支持。在失业再就业方面，建立失业保险金与职业培训联动机制，实施“培训券+岗位适配”精准帮扶，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鼓励企业与养老机构联合开设实践岗位，推行“银发学徒制”，构建“学习—实践—认证—就业”闭环，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就业条件和保障，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重塑特殊弱势群体支持系统，促进人力资源的补给再生。将服务对象拓展到农民、下岗职工、退伍军人、残疾人口、流动人口等群体的职业培训，以弥补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源短缺。如农村人力资本提升计划，通过校社合作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致富带头人等；通过校村合作送教下乡、送课入户等，有效促进技术技能人才质量提升的供需对接；开发残疾人职业能力数字画像系统，构建“辅助技术适配—职业能力评估—庇护性就业”支持链，帮助他们更好地就业；畅通流动人口职业发展通道，开发农民工“工间微课”学习平台，将零散工时转化为技能积累，实现务工流动与能力提升同步。

人口变化新常态下，嵌入性理论框架为我们审视职业教育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视角。市场与技术嵌入、政治嵌入和社会嵌入的不足制约了其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夯实“两翼”、畅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区域统筹链路及重构职业教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的路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未来，职业教育应强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嵌入，构建更加灵活、包容、完善、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深入探索自身的功能边界，开展跨国培养培训，在服务我国文化传播的同时，将我国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标准输出，造福合作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进一步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职业教育服务供给的新需求，如少子化背景下的职业启蒙教育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比较研究，借鉴先进经验，不断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