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进程历经探索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内涵式发展阶段。七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始终关照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满意三重需求，全力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新型关系，确立以规范和标准为支撑的治理框架，并逐步强化育人质量与类型特色的治理行动。面对职业教育教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坚持国家意志、立德树人和类型特色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快数字化、国际化、衔接化教材开发建设，畅通战略性产业教材和紧缺性教材建设的绿色通道，建立效果导向的职业教育教材评价和监测体系应是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教材建设；教材管理

【引用格式】张宇，徐晔.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历程、演进逻辑和未来走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3）：103-112.

教材“具有特殊的政治属性、法理逻辑、文化品格”，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记忆的集中体现，是学习者形成自身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并将其作为国家事权进行统筹和管理，凸显了教材工作在我国教育事业建设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职业教育教材作为我国教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国家教材权力圈边缘”，“关键是体现‘新’‘实’，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时编修，提升服务国家产业发展能力”，除具有教材的普遍性外，还具有“地方性”和“产业性”的特殊性。职业教育教材治理是以现代治理理念优化教材管理权力、制度和机构的运作程序，是推动职业教育教材制度从传统管理范式向现代治理范式转变的一种全新政治理念。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贯穿于职业教育教材改革发展的历史跃迁中，彰显出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改革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时代主题，是实现职业教育教材现代化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有助于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推进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历程

教材建设必须加强对教材的管理，推动教材管理走向教材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需求的不断变化，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历经探索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内涵式发展阶段，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和育人价值提升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一）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探索起步阶段（1949—199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百废待兴，急需培养大量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恢复。党和国家决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但由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落后、职业教育社会办学力量散且弱，职业教育教材基本选用或改编自老解放区教材和苏联教材编译本等。但改编教材内容陈旧过时、苏联编译教材“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够”，难以准确契合当时国内职业教育的知识和技术需求。

基于当时国情和职业教育教材需求情况，国家教材建设实行“国定制”，对职业教育教材进行全面管理。“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1950—1954年，国家相继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及高等文、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教材管理出版机构，负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类教材出版工作。为保障教材质量满足当时职业教育的育人需求，1951年中央政府颁布了《积极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教育》，1979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并于1985年召开“全国中专教材规划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成立教材编写委员会、中央各部门负责组织教材编写的职业教育教材编写模式，确立了“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教材编审和选用原则。国家意志通过政府直接主导教材编写工作实现对教材内容的浸润。这使得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走向了高度统一。尽管1958年，国家尝试下放教材管理权力以激发教材编写活力，但由于出现了编写规范和质量问题，国家很快收回了编写权力。

这一时期，稳民心、促经济是党和国家的核心工作。为此，政府主要采用行政手段进行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其目标是保证教材及时、足量供应，保证全国学生能够“普遍地、及时地获得所需要的课本”。在中央政府的全面管理下，职业教育教材管理成果显著，初步形成了集中、有序的教材管理格局，开发了一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业教育教材紧缺的状况，对特殊时期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积极作用。但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教材编写人员短缺及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探索不足等因素制约，职业教育教材短缺情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教材内容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1993—2015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元知识和技能需求的日益增加，国家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诉求的愈加迫切，我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国定制”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模式限制了地方和学校参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难以最大限度满足学习者的教育需求。为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以系列政策为支撑，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模式进行改革。

1993年政府出台了囊括教材规划、选用、审定等一系列政策，包括《关于职业技术教育教材规划工作的意见》《关于职业技术学校教材选用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两级职业技术教育教材审定组织的意见》等。这些政策文件是对政府过去职业教育教材管理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对之后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政策制定具有奠基性价值，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管理逐渐由政府高度集中管理逻辑转向政府统筹规划、政地协同、融入市场竞争力量的治理逻辑，开启了职业教育教材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在编写管理方面，教育部陆续颁发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立项及管理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确立了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两级规划，国家、省、校三级建设”的管理制度，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及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积极性。在教材审核方面，国家和省级层面成立了两级职业教育教材审定组织，规定了两级审定组织的责任，确定了职业教育教材“两级审定”制度。在教材选用管理方面，《2006—2010年职业培训教材建设规划》及《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规定，要完善教材准入机制以及规范教材选用秩序，应建立由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组成的教材选用机构，不断健全教材选用制度。在教材出版管理方面，政府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修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通知》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鼓励多元市场力量参与，并从出版单位的基本条件、资质等方面对职业教育教材出版和发行进行了规范。

这一时期正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在保持统一标准的同时，不断激发市场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增强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系列政策制度的引领支撑下，我国逐渐将职业教育教材编写队伍延伸至职业院校，将职业教育教材的审核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并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等过程，建立教材出版、发行环节的招投标制度，形成了“两级规划、两级审核、三级建设”的治理格局，推进了职业教育教材种类和数量的快速增加。但也出现了职业教育教材规划不明晰、重复开发建设、审核把关不严、质量不达标、出版发行不规范等现象，影响了教材育人载体功能的发挥。

（三）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和改进我国教材建设得到了党中央的多次重要指示。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逐渐由教育事业的边缘走向核心。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整体推动教材建设、创新教材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要求，标志着教材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入到内涵式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职业教育教材质量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提高职业教育教材质量，加强职业教育教材治理力度成为当务之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规划下，这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

在组织管理机构方面，国务院于2017年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全国教材工作，是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最高机构。教育部设立了教材局，制定教材建设的基本制度规范；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国家课程教材建设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筹建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由华东师范大学负责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从国家层面为职业教育教材的高质量建设和管理提供组织、运行和研究支持。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作为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二级部门，严格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指导和统筹下负责具体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事宜，陆续出台服务本省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办法和细则等。职业院校组织成立了教材选用委员会和教材审核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教材的选用和审核等组织管理工作，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和有序化提供组织支撑。

在管理制度体系方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2020年，国务院专门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全面系统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政策《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明确指出要强化教材建设和管理全流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首次提出了“以规划教材为引领，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的教材建设思路。2022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全面规定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方面主体责任。这些政策和制度重点解决了职业教育教材“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为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筑牢了制度之基。

在职业教育教材管理机制完善方面，高位推进是此阶段教材管理工作的重要突破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完善了教材奖励制度、教材监测机制，强化了准入、淘汰机制。2016年以来，国务院第四次修订并颁布《出版管理条例（2016年修正本）》（以下简称《出版管理条例》），要求对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进口单位进行行业监管，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教育部连续举办两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举办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以此激励职业教育教材战线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这些机制对产教融合教材和新形态教材的建设与管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内涵式发展阶段是职业教育教材政策逐渐完善、教材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步深入的重要阶段，呈现出多主体、制度化、法治化、体系化的现代样态特征。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多重方式对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的组织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顶层设计，构筑了多元参与、互动有序的治理格局。政府的主导协调作用得以发挥，同时也提升了地方、学校等主体的能动性，推进了新形态、新技术和新业态等内容在职业教育教材中的融入和应用。

二、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是对规则的遵守、应用和构建，以及推进规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质量发展理念和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统领下，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以规范和标准为支撑，满足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满意三重需求的过程。

（一）价值逻辑：始终关照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满意三重需求

价值逻辑的本质在于探讨价值生成及发展中的逻辑结构，主要呈现主体对客体的需要和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关系。基于此，从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的历程来看，任何阶段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机制与模式选择都需围绕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满意这三重需求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在推进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贯彻落实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国家事权和立德树人为引领，积极关注人民群众教育诉求，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最大限度保障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教育需求的满足。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首要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始终是党和国家进行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力。以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促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满意是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表征。在教材建设的探索起步阶段，我国更加关注政治稳定。随着经济社会逐步发展，人民教育诉求日益强烈和多样化，我国在关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注重将满足市场多元需求作为教材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始采取权力下放、引入市场竞争等手段，增强职业教育教材的建设活力，丰富职业教育教材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教育属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融入职业教育和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作为价值观、知识、技能等传递的重要媒介，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重点是不仅要满足职业教育学历体系学习者的教育需求，同时要关照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不仅要开发高质量的传统职业教育教材，同时要开发活页教材、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满足职业教育学习者的不同情景、不同学习方式的教育诉求。

（二）历史逻辑：全力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新型关系

历史逻辑是指对过去及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强调从历史的视角探究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因果关系及演变趋势。从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看，善治是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善治目标达成的重要因素。要全力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新型关系，形成“有限政府—有效市场—有为社会”的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结构，不仅要通过政策和制度等方式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加强各方力量沟通与协作，同时要深入分析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内外部环境，及时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经历了一元政府主导的探索阶段，政府放权和市场崛起的快速发展阶段，及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型关系模式阶段。这一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提档升级，社会发展对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职业教育教材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功能定位也随之进行调整。政府由一元高度集中管理的主导者演变为多元共治的引导者。政府的职责从探索阶段直接参与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审定和推广工作逐渐转变为内涵发展阶段主动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开展宏观引导和监管工作。政府还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为职业教育教材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同时，政府还通过资金扶持、项目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教材的开发和编写审核等工作，化解职业教育教材治理体系中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机制不健全、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职业教育教材治理快速发展和内涵式发展阶段，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优秀的教材能够脱颖而出，满足学生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市场机制的引入还促进了职业教育教材资源的共享与合作。行业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各方力量可以共同参与职业教育教材的开发和推广，形成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社会力量是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的新兴力量。在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下，职业教育教材内容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学习者的教育需求，有利于增强教材的实用性和认可度，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格局。从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发展规律和趋势看，将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引入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过程是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突破。

（三）制度逻辑：确立规范及标准的治理框架

“制度是教育治理的前提和依据，教育治理是制度的展开和实现。”在教材治理中，制度建设起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是教材治理变革的基础。制度逻辑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包含了一系列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规范和标准，并通过具体的物质实践得以体现和强化，可以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指导个人或组织机构的行为与决策。制度逻辑重点关注组织适应和回应外部环境中的制度压力，以及制度变迁对组织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强调制度在塑造组织行为和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为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教材制度体系。从国家重要政策的偶尔提及制定专门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办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适应性和特色性。系统分析国务院、教育部及部分省市颁布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等，可以发现，相关行为和程序规范是指导职业教育管理主体和办学主体行为的重要指南，标准则是开展一切职业教育教材工作的重要指挥棒。规范和标准成为支撑当前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支柱和重要框架，也是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制度逻辑的重要反映。在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制度体系建设为手段，职业教育教材编审制度由国定趋向国定和国审结合，建设主体由国家主导转变为国家、省、学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发行制度由单一转向多元，选用制度由指定走向多元选择，保障制度上教材由购买变为免费。这些职业教育教材治理制度对国家、省级政府、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及技术专家等组织和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规范，对职业教育教材内容选择、统筹规划、多主体编写、分类审核、规范出版发行和灵活选用等程序和环节的标准进行了明确，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教材的价值导向性、政治规范性、标准体系化、程序科学化和成果有效化，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实践逻辑：逐步强化育人质量与类型特色的治理行动

实践逻辑是一种关于实践活动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关注行为方式、操作流程和决策依据所遵循的背后逻辑。自1949年至今，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在坚持其政治意识形态方向性的同时，逐步将强化职业教育教材的育人质量和类型特色作为教材治理行动的重要遵循和依据。这一方面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规格需求变化反应更加精准及时，另一方面在于国家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特殊性和规律性的认识逐步深刻。

在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教材内容从注重政治性、实用性逐步向兼顾政治性、实用性、行业性和动态调整性转变。“专业课程教材要充分反映产业发展最新进展，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及时吸收比较成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将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纳入职业学校教材”等政策规定和法律文本，确保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特色和建设质量，为教材内容的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教材规划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统一规划、统一编写保证职业教育教材质量；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国家坚持“统分结合、质量为先、分级规划、动态更新”原则，注重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多方联动，“突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完善国家和省级职业教育教材规划建设机制”，强化质量和特色治理。在教材编写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国家主导和专家主导，逐渐转向产教团队联合开展编写工作。编写内容也从探索期的注重学科知识和流程性知识转向“鼓励专业课程教材以真实生产项目、典型工作任务等为载体，体现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求”，以促进职业教育教材内容对接行业前沿技术和岗位实践知识，巩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提升职业教育教材的育人质量。教材选用由国家统一指定逐渐转向灵活性和质量提升协同推进，并建立编写选用和退出机制，健全教材更新调整机制和评价督查机制，坚持“凡编必审”“凡选必审”，推行高质量教材有效普及、劣质教材加速淘汰的调整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保障职业教育教材质量满足育人要求和行业需求。

三、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走向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成果丰硕，在践行铸魂育人政治任务和传授知识技能教育任务中表现突出。职业教育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引领着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新方向。

（一）坚持国家意志、立德树人和类型特色的发展方向

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在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思想和人才支撑，贯穿于职业教育发展和教材治理全过程。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应始终以国家意志、立德树人和类型特色为建设指南。

坚持国家意志是始终将国家事权作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根本遵循。教材是国家记忆与民族文化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价值传承功能，是立德树人的核心载体，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职业教育教材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物化课程，为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储备和人力资源。“把教材建设和监管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防线，是各主权国家的惯例。”因此，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规划、审核、出版发行及选用等任何环节都应始终坚持国家意志，担负起塑造国民性格与国家精神的使命。

坚持立德树人是始终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根本任务。职业教育教材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和媒介，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之路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之路。从育人逻辑分析，职业教育教材依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集中体现“怎样培养人”之纲，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之体、教师教学之依、学生学习之梯，在立德树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职业教育教材的规划、编写和使用过程中，要高度关注立德树人价值，吃透课程标准要求，始终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任务引领，高质量规划、编写教材，“用对”“用活”“用深”教材。

坚持类型特色就是将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准则。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坚持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和特色发展目标的基本原则。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进程必然应将产教融合要素融入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当前，国务院和教育部印发的系列政策文件都提出，要在职业教育教材中加强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工艺等企业要素的融入，支持鼓励企业技术专家深入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因此，下一阶段，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应通过构建更具职教特色的标准体系，搭建更丰富的产教融合平台等手段，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特色。

（二）高质量推进数字化、国际化、衔接化教材开发建设

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亟待破解的三大问题是数字化转型、国际化发展和职普融通。第一个问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蔓延至职业教育领域而引发的教育系统改革与创新；第二个问题是教育强国建设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的新定位；第三个问题则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目标和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作为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应全力支撑职业教育走出发展困境，加快数字化、国际化及衔接化教材的开发建设。

数字化教材建设的关键是数字化技术对知识进行处理的水平。数字化教材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支持的一种数字教材新形态，表现出与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学科教材之间的多元交互关系”，是教育走向数字化的重要体现和应有举措。数字化教材具有知识数字化呈现的新颖性、直观性、创新性的优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和数字化思维。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开发和建设的重点是“把教材理论与数字化技术紧密结合”，深入分析教材知识的特征，选择更为合适的数字化知识呈现方式，开发知识呈现的数字媒介，寻找到数字化教材开发的一般技术框架。

国际化教材建设的关键是解决职业教育教材本土化问题。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国际化教材开发与建设是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和贡献力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我国通过积极借鉴学习国外先进教学理念、模式和知识技呈现方式等，增强我国开发本土化教材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化教材宣传推广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和教学模式，为职教出海提供教材支撑。从发达国家建设国际化教材建设的经验看，“英语作为外语”（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FL）教材是世界各国开发国际化教材的重要方式。无论是EFL本地化教材，还是EFL国际化教材，都是教学工具和商品的混合体，都需要充分考虑教材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可按照“大纲驱动（curriculum-based textbook）、概念驱动（concept-based textbook）”及“双大纲（dual curriculum）原则”进行教材编写，确保教材建设服务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衔接化教材建设的关键是明确不同类型不同阶段教育的学习成果水平描述。衔接化教材是构建贯通衔接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当前，中高本职业教育衔接及普职融通教材建设面临诸多困境：教材内容重复和缺失现象共存，教材存在教材“无可用”和“乱使用”情况，教材研究呈现出“基础薄弱、成果稀缺”的现象。加强衔接化教材建设理应成为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知识逻辑、技术技能积累逻辑、学生发展的心理逻辑及教学逻辑，职业教育衔接化教材建设要明确各级各类教材的学习成果水平描述，并以学习成果为中介，实现各学段纵向衔接与专业横向配合，达到“体现教材内容选择的系统性,坚持标准体系与教材体系的统一”的衔接化课程建设的目标。

（三）畅通战略性产业教材和紧缺性教材的绿色建设通道

材建设国家事权，不仅体现在教材是对国家意志的表达，也体现在教材建设应紧密对接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对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和开发紧缺性教材方面尚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教材紧缺领域提供教材支撑是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是及时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教材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比如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尽管当前国家规划建设了一批战略性新兴领域教材，但是这些行业的知识和技术具有较强的前沿性、综合性且更新迭代速度过快，现行教材的开发建设和审核选用模式周期长，过程烦琐，导致开发出的教材依旧落后于市场需求。因此，要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教材建设和管理机制，在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的基础上，开设这些领域专业教材建设和审核的绿色通道，加快进入课堂的速度，并组织专班，对该领域相关教材进行跟踪评估和及时更新，确保教材的育人成效。

二是整合优质资源进行边缘性、低商业价值教材的开发建设。在我国职业教育教材体系中，教材供给比较充足的专业，“前五名依次为：财经商贸、装备制造、电子与信息、医药卫生、交通运输”。但以旅游业为代表性的服务业类相关教材、以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服务等为代表的农业职业教育类相关教材则相对短缺。这些专业由于处于现代经济体系的边缘，教材的商品性价值较低，一些出版社基于商业收益考虑多不愿意出版这些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师编写此类教材的积极性。在治理现代化理念的引领下，国家应发挥统筹优质资源的功能，组织教材紧缺行业的优秀理论研究者、一线教师和技术专家进行教材编审，并指定高水平出版社进行出版发行，确保我国职业教育各专业都有高质量的教材支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三是多方式支持职业本科教育相关教材建设。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新层次，发展历史较短，存在“高质量教材供应不足；教材开发缺乏方法论指导，教材的职业本科特色不足；政府层面缺乏有效的职业本科教材开发激励机制，企业参与职业本科教材开发深度不够”。这一现状与职业本科教育肩负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定位不相匹配。因此，国家可通过专项的方式，分行业集中力量研究职业本科教育教材的特性和建设方案，同时以奖励的方式鼓励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联合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

（四）建立效果导向的职业教育教材评价和监测模式

评价是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指挥棒，也是教材建设和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评价导向和模式是职业教育教材治理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评选工作安排》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优秀教材的参评条件包括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教材内容科学性和先进性、内容编排科学合理、教材选用广泛性、实践效果及教材规范性等方面的指标。系统分析这些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材质量评价的理念主要聚焦在教材本身的质量，即政治性、规范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广泛性。但是对职业教育教材本身的育人效果关注度尚且不够。

回归教材本质，教材是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据和载体，具有较强的工具属性。评价一个工具或者载体的关键指标是“管用”和“好用”，除关注工具本身的质量外，更应该关注使用该工具的人的评价以及使用该工具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终极目标看，教材建设旨在培养符合国家政治方向、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从这两方面分析，职业教育教材评价的根本性指标应该是育人效果。当前仅仅关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质量的评价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因此，职业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要超越传统职业教育教材评价仅关注教材质量的评价方式，逐渐建立起以育人效果为导向的教材评价和监测模式。一方面，要树立“评中有人”的观念。职业教育教材评价不能仅仅是对冰冷的教材本身进行评价，而应将使用教材的学生和教师的评价作为评价对象，了解他们对教材的看法和意见。另一方面，要对教材进行持续监测。各职业院校可以设置教材质量监测委员会，定期对教材的质量和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教材。此外，要加强对教师使用教材的指导和评价。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的重要资料。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使用直接影响育人质量。因此，一本好教材的内容和呈现方式应符合教学规律，能使教师更好融入教材、理解教材、解读教材和使用教材，使教学过程基于教材又超越教材，教学效果超越预期，从而真正发挥教材的桥梁价值和育人功能。

（张宇，博士，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