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有序下沉，已成为落实教育强国战略、优化类型教育结构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伴随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源下沉展现出历史逻辑、政策逻辑、类型逻辑、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多重耦合态势。在现实推进中，资源配置“上优下弱”、制度执行“条块分割”、社会认同“固化滞后”、产教协同“联动断裂”与财政保障“造血乏力”等深层矛盾交互叠加，显著制约了职业教育在县域的系统嵌入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需聚焦空间统筹与差异供给体系构建，推动政策体系由垂直投放向协同联动转变，重塑县域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认同，引导校企合作机制向组织嵌入与利益协同升级，并通过健全财政支撑与“造血式”资源保障系统，推动形成契合中国特色的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新范式。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发展；教育公平；产教融合

【引用格式】侯德华，张毓德.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 生成逻辑、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9）：24-33.

一、问题的提出

县域连接城乡，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承接国家战略意图与公共服务下沉的关键空间单元和战略支点。202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人才兴，产业兴，县域才能实现真正振兴。县域作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生态保护等各项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参与。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责任。伴随区域产业结构加速分化与新质生产力持续孕育、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加技术技能人才在人力资源中的占比，特别是培养更多“落得快、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成为支撑县域发展的重中之重。

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推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中职学校、合作开展一体化办学”；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推动有条件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如何实现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县域的系统性落地与内生性成长，成为破解教育结构失衡、提升县域发展韧性的关键命题。

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指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具备高水平师资、先进教学设施、科学课程体系、技术研发要素等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系统性地向县域空间延伸配置，构建与县域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的职业教育服务体系。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并非简单的复制或搬迁资源，而是结合县域经济、社会、文化特点，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适应性改造。其核心特征包括空间下沉（从中心城市向县域物理空间延伸）、质量提升（保持高等职业教育标准不降低）、功能适配（服务县域特色产业与民生需求）、体系贯通（构建中高职衔接的县域职教网络）。这一过程不仅是教育资源的空间位移，更是教育功能与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旨在提升县域教育水平，促进区域间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合理流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本研究基于国家战略需求与实践改革需要，从教育公平、区域协调、现代治理等多学科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生成逻辑、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旨在为推进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二、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生成逻辑

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能否有效下沉、服务基层、覆盖县域，已成为衡量教育公平与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其生成逻辑内嵌于理论支撑、历史演进、价值导向、现实驱动与政策嵌入的多维张力之中，呈现出系统性、协同性与政策性高度耦合的发展特征。

（一）理论逻辑：基于教育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阐释

作为连接城乡、服务基层的重要教育类型，县域职业教育承载着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协调、激发本地发展活力的多重功能。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有序下沉，反映出党和国家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区域教育资源再均衡和推动教育公平的战略自觉与制度担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始终集中体现着鲜明的人民立场与制度优势。县域作为长期处于资源配置边缘地带的空间单元，恰是推动公平理念由原则走向现实、由政策走向机制的突破口。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主动下沉，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政策实践，也在制度意义上回应了县域教育供给不足与类型教育不完整的问题，有利于重塑教育公平的空间基础与治理边界。

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以各要素融合为主线重塑空间治理格局，为资源下沉提供了空间逻辑支撑。传统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造成教育资源向核心城市高度集聚，弱化了中小城市与县域的发展势能。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发展策略，推动优质高职教育资源向县域梯度下沉，有助于实现教育服务与区域需求的精准对接，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地培养、技术成果本地转化，从而提升县域产业链的韧性与延展性，突破区域发展的结构性桎梏，从而重塑资源的空间格局。

此外，资源下沉也是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演进结果。“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效能取决于多主体参与与制度协同。从教育治理视角看，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的有效推进，必然需要在中央顶层设计引领下，通过建立省级统筹、县域主责、校企共建、社会参与的机制来实现，最终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需求驱动、开放融合的中国特色县域职业教育体系，从而为实现类型教育结构优化与教育公平再平衡提供稳定支撑。

（二）历史逻辑：我国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阶段性演进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演进历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其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教育空间布局、类型结构与服务功能的战略调整。这一过程既受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也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人力资本积累规律认知的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将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重工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资源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大，集中资源发展职业教育能够迅速满足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然而，县域职业教育缺乏足够的资源投入，发展基础极为薄弱，难以形成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导致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但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准入门槛高、资源需求大，其布局依然主要集中在地市级以上区域。县域在资源承接与发展能力上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一方面，缺乏吸引优质教育资源的条件；另一方面，自身经济实力有限，难以独立支撑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伴随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持续上升，国家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由中心城市逐步向地级市甚至部分县域延展，出现了“高职院校下设县域分校”“市域产教联合体县级延伸”“职业本科服务县域”等多种资源下沉形式。因此，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并非偶发性改革措施，而是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不断演进的历史产物，是对过去城乡教育结构失衡问题的重新审视。

（三）价值逻辑：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多维价值的充分发挥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推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集中体现了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支点功能。

第一，在经济维度，高等职业教育具备显著的产业契合性。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通过专业结构与课程内容的本地化改造，能有效对接地方主导产业、特色经济与新兴业态，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协同联动，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精准度与嵌入力。

第二，在社会维度，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流动性价值在县域具有基础性功能。县域青年群体普遍面临升学通道受限、发展机会不足等困境，容易陷入“代际复制”的风险结构。高质量高职教育资源的精准导入，有助于打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上升通道，为其提供一条以技术技能积累为路径的社会流动新渠道，重构多元成才路径，缓解结构性失业与代际固化问题，推动县域青年由“边缘化的留守者”转化为“技能型的建设者”。

第三，在制度维度，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独立性价值有助于县域教育体系的结构完善。长期以来，县域教育体系多以基础教育为主体，高等教育资源稀缺，职业教育层级不完整。优质高职资源的系统性引入，不仅可以弥补县域教育功能短板，而且打破了以普通教育为轴心的教育等级体系，为县域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嵌入提供了教育支撑，契合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方向。

第四，在文化认同维度，高等职业教育的身份重塑功能正在重构县域社会的教育观与人才观。县域社会长期存在的“唯学历主义”社会心理，极大影响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土壤。优质高职教育资源所带来的办学质量、教育声誉与发展前景的可视化提升，有助于重塑地方对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想象，淡化“职教边缘”的社会刻板印象，提升县域居民对技能教育的认同感，为职业教育良性发展营造积极氛围。

（四）现实逻辑：县域产业转型中的教育资源结构失配

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可以发挥与产业、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特色优势，深度嵌入市场与技术领域，服务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提升，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加速向县域下沉的现实逻辑，根植于县域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对高质量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与既有职业教育供给能力之间的深度错配。

一方面，县域产业正由要素驱动向以技术密集、服务导向与绿色智能为特征的新经济形态转型，推动农业链式延伸、工业链条重构与服务业数字升级，对复合型、技术型人才提出更高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新工艺，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推动技术技能的创新辐射。然而，当前职业教育供给多以初级、通用型技能为主，难以满足产业升级所需的专业深度与技术广度，导致教育资源效能显著衰减，供需适配性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县域职业教育体系整体薄弱，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专业结构滞后与功能定位模糊等困境。财政保障能力有限与生源吸引力不足，长期制约中职发展。高等职业院校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县域优质教育资源占比偏低，缺乏制度性统筹与区域性技能人才供给能力，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此外，职业教育类型结构与县域经济结构之间的“功能错位”加剧了教育资源效能的边际递减。部分县域虽设有高职学校，但普遍存在专业设置趋同、课程内容脱实、产教融合虚化等问题，教育产出与产业实际需求难以匹配，出现“培养—就业—使用”链条断裂现象，加剧了优质高职资源的在地转化阻力。

（五）政策逻辑：国家战略导向与制度嵌入的双重驱动

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系统推进，深嵌于国家战略布局的纵深演进与教育制度体系的深层变革之中。从宏观战略导向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的制度安排，明确提出要推动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农村、边远和民族地区倾斜，并将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抓手。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立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进一步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制度保障。2024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和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

在制度供给层面，首先，“双高建设计划”等重大工程，不仅提升了高职教育整体质量，也为其优质资源的区域拓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职教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职业本科的试点布局，正在重构类型教育的上升通道与人才成长路径，为县域学子提供了多元、通畅的职教升学与就业路径，增强了其教育吸引力与社会竞争力。最后，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方式持续强化对县域职业教育的投入激励，引导地方政府与行业企业共建共享教育资源，激活了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多元协同机制。

更为关键的是，政策逻辑的根本指向在于以制度化力量推动县域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央通过制度设计将优质资源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深度耦合，引导县域由资源被动承接者向主动整合者转型，强化了本地办学能力、服务能力、发展能力的系统生成路径。

总之，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已不再是单一的教育配置行为，而是国家能力基层延展、教育制度深度重构与发展范式转型的综合体现，标志着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在县域治理层面的深度落地。

三、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现实挑战

在教育强国战略指引下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持续推动下，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加速向县域区域延伸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从政策引导向系统落实的纵深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进程。

（一）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资源供给的“城市偏好”与县域需求的“本土化”错位

教育是一项特殊的社会活动，具有一定的空间属性。长期以来，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中心集聚、边缘稀缺”的特征。县域作为教育供给链条的末端环节，始终处于结构性劣势地位。空间极化效应不仅限制了农村职业教育获取外部先进理念与技术的渠道，也使得县域经济难以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桥梁作用，难以实现与外部市场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这种空间配置与县域日益增长的本地化、多样化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之间形成显著张力，制约了高质量资源在县域的有效嵌入与制度转化。

第一，从空间结构维度来看，资源供给高度集中于省会及地级城市，优质院校、师资力量与实训设施等核心要素集聚效应明显。县域在财政能力、人才吸附力及办学条件等方面普遍处于劣势，难以形成稳定承接机制，表现出“资源下达”与“功能激活”之间的系统性断裂。尽管国家给予较大政策倾斜，但在实际运行中，下沉多表现为点状化，缺乏制度性统筹与本地化整合，难以建立起面向县域可持续供给的教育体系。

第二，从结构匹配角度来看，即使部分资源“量”的转移得以实现，其“质”的协同仍显不足。专业设置普遍缺乏对县域主导产业、优势领域与未来转型方向的系统对接，课程体系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中小企业、文旅农业、社区服务等本地经济形态的技能需求。同时，师资与设施仍高度依赖城市母体院校的外部输送，县域职业院校缺乏自主与内生发展能力。

第三，从制度安排与激励机制层面来看，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更多依赖政策导向性项目支持，缺乏系统性、持续性的资源统筹与动态调整机制，导致指标化倾向较强，忽视了县域教育生态间的互动。政策导向普遍以“生源集中度”与“条件最优化”为目标，倾向将优质资源投入基础更好、见效更快的中心城市。县域作为资源接收方，不仅在制度吸纳能力、教育规划与产业联动机制上比较薄弱，还常因协同治理能力不足、财政投入碎片化，陷入资源到位但成效难显的困境。

（二）政策执行的协同性障碍：条块分割治理下的资源整合掣肘

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有序下沉不仅依赖于政策导向的清晰性与目标设定的科学性，更在于政策执行过程的纵横协同能力。然而，在县域这一治理资源薄弱、跨部门统筹能力有限的空间单元中，政策执行普遍面临条块分割、联动乏力的结构性障碍，严重制约资源整合效率与政策效能释放。

一方面，条块分割的治理格局导致政策体系碎片化。当前高职教育发展所涉职能分散于教育、人社、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责任边界模糊、权责配置不清，造成政策目标协同性低、资源配置机制分裂。在县域层面，因承接主体权能有限，易陷入“上多头部署、下各自为政”的治理困境，资源统筹难度大、目标协同成本高，形成政策多、路径杂、执行弱的失调状态。尤其是在资源配置、校企协同、财政投入、土地使用等关键环节中，缺乏统一的统筹平台与协商机制，导致优质资源限于“物理到位”。

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在政策设计与资源投入中的责权利错配加剧了治理执行的难度。中央在政策顶层设计中强调资源下沉与区域优化，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统筹约束机制，县域政府虽为政策落地责任主体，却常受限于财政能力不足、教育权限偏弱与治理专业性不足，形成有责无权、有责无力的典型困境。在此框架下，资源难以精准对接县域发展战略，政策效应在传导过程中逐层递减，出现政策漂浮、任务下压的执行瓶颈。同时，由于缺乏跨部门、跨层级的制度协同通道，政策集成度进一步被弱化。

此外，尽管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相关政策机制在部分区域试点推进，但在县域实践中，教育、财政、人社等部门仍沿用传统垂直管理逻辑，缺乏横向协同平台。教育发展与县域产业、财政、用地等规划常常脱节，资源导入路径与本地需求结构错位严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县域在职教治理体系中长期处于“执行终端”角色，缺乏制度话语权与政策创新能力，难以构建资源吸纳、政策转化与系统治理的闭环机制。即便具备政策与资金支持，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往往因缺乏系统性发展规划、专业化治理人才和持续性制度支撑，难以将资源转化为内生动力与结构优势，出现优质资源“下不去”“融不进”“沉不住”的现象。

（三）文化认知的观念性阻力：教育分层固化的社会心理投射

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除结构性与制度性障碍外，更深层次的阻力来自文化认知层面所形成的观念性约束。在传统等级文化、现代教育分层与社会心理结构的交织影响下，职业教育在县域社会面临显著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价值接受壁垒，构成资源有效嵌入与制度转化的隐性桎梏。

第一，历史悠久的“学而优则仕”文化逻辑与“重学轻技”的社会传统，深刻塑造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价值遮蔽机制。在“士农工商”等级结构与儒家“修齐治平”理想型价值体系中，知识资本被置于社会尊崇序列的顶端，技能劳动则被长期边缘化。这一文化惯性在现代社会以“学历崇拜”的面貌延续，并在县域社会中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与路径依赖。由于中国教育体制长期偏重学术型精英教育，高考强化“文凭至上”的观念，职业教育被视为“次等”选择。家长普遍将普通高校教育视为子女社会上升的唯一“正轨通道”，而将高职教育贴上“失败”与“退而求其次”的文化标签，进而导致本可服务地方、促进发展的优质资源，在认知层面遭遇价值冷落。

第二，县域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缺乏系统性认知通道与正向价值赋能，形成“制度嵌入与心理认同脱节”的落差困境。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与滞后性使县域居民难以准确掌握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校企协同、就业导向等方面的情况。同时，职教体系与地方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与制度化的对接平台。在这种认知真空中，政策推动的下沉路径难以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与文化共鸣，进而削弱其公共吸附力与制度稳定性。

第三，教育分层机制的结构性倾斜持续加固了文化认知的等级化取向，造成职业教育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一方面是制度边缘化，即高考制度、社会保障、晋升通道等政策体系仍对普通高等教育形成系统性偏好；另一方面是价值边缘化，即在社会象征体系中，职业教育仍被附着于“次等路径”的认知结构。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扭曲了教育选择的价值逻辑，也削弱了县域社会对高职资源下沉的制度信心与文化预期。在优绩主义的影响下，职业教育成为“剩余路径”的象征，“学历本位”的政策结构导致职业教育缺乏完整的上升通道与社会尊严，从而难以在公众心理层面获得足够的稳定性与合法性支持。

（四）产教协同的机制性短板：利益联动弱化与合作内驱有限

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加快向县域下沉的进程中，产教协同机制的滞后已成为制约资源功能释放与类型教育效能实现的关键障碍，尤其在县域这一兼具产业基础薄弱与教育资源有限的治理单元中。

第一，县域产业基础的低复杂性构成产教协同的现实边界。在产教融合实践中，如果忽视产业需求的分化及其差异性，就会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出现错位和偏差。多数县域以传统农业、资源初加工与基础服务业为主，产业层级低，技术更新缓慢，难以为高质量技能型人才提供丰富的实践场景与转化平台。中小企业普遍规模有限、组织松散，缺乏介入人才培养过程的制度能力与积极意愿，导致校企合作多停留于实训对接项目合作等浅层层面，难以实现课程共建、平台共育、标准共推的深度协同。

第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激励结构仍未有效建立。尽管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赋予企业教育共同体身份，但在县域实践中，企业多面临参与收益不明、合作成本较高、风险分担机制缺失等问题，普遍缺乏持续参与的动力。地方政府虽具有资源统筹职能，但受限于治理能力与财政保障，往往难以构建“政校企”协同共赢的合作闭环。

第三，县域高职院校在校企协同中的能力承载亦显疲软。县域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契合度较低，专业设置滞后于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双师型”师资储备不足，课程体系缺乏行业适配性，服务地方产业的能力与效率有限。此外，院校内部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联动机制尚未理顺，教师参与企业项目、推动技术协同的积极性与制度支持均显薄弱。

（五）财政支撑的保障性不足：转移支付依赖与造血功能乏力

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系统推进，深刻依赖财政保障机制的稳定性与结构适配性。然而，在当前的财政体制格局下，县域作为公共教育服务链条的末端空间，普遍面临财力基础薄弱、支出责任刚性与财政优先权结构失衡等多重制约。

第一，财政体制结构性张力导致高职资源责任沉降、保障脱节。现行分税制体制下，高等职业教育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工序列中长期处于“非义务边缘”位置，县级政府虽承担大量落实任务，却在财权配置中议价能力有限，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尽管中央层面设有一般性与专项性补助机制，但其中高职教育相关资金占比较低，年度稳定性与持续性不足，严重影响县域政府的资源统筹能力与政策执行韧性。

第二，县域财政“造血功能”不足，难以支撑资源的内源性发展逻辑。多数县域地区经济规模小、税基窄、产业结构单一，财政收入增长空间有限，且需同时承担教育、社保、医疗、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支出责任。在财政分配过程中，受“重普教、轻职教”的路径依赖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往往被边缘化，出现配套资金不到位、经费拨付滞后、后续运营乏力等现象，直接影响平台资源建设与师资队伍保障的持续推进。

第三，财政支持机制与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缺乏精准对接，绩效联动机制尚未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本质上强调实践性、服务性与就业导向，财政支持应注重动态和过程成效。然而，在多数县域实践中，资金投入仍以一次性项目拨款为主，缺乏基于人才培养质量、产业服务能力与就业成效的激励反馈机制，进一步削弱了财政支撑的有效性与制度张力。更为严峻的是，部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虽名义下沉县域，实际运行却呈现“形式落地—实质悬浮”状态。

四、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应对策略

为有效应对资源结构失衡、政策协同不足、文化认知滞后、产教联动弱化与财政保障乏力等多维困境，推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县域空间实现系统性落地与内生性生长，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治理并重，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新范式。

（一）统筹布局与差异供给并举：构建多中心、多梯度的资源配置体系

在“教育强国”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双重驱动下，推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有序下沉，亟须构建系统化、多层次、差异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实现从“集中供给”向“结构重构”的战略转型。这要求从统筹规划、分类供给、数字赋能与制度保障等维度协同推进，重塑县域职教资源的空间格局与结构逻辑。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推动构建“国家统筹、省级引领、地县共建”的资源下沉布局，形成分层分级、梯度递进的资源导向机制。跨区域统筹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是提升边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举措，离不开政治层面的有力支持与政策保障。国家层面应明确县域在高等职业教育战略布局中的功能定位，积极将其纳入“双高建设计划”“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工程；省级层面则应依据区域经济发展层级、产业分布结构与人口迁移趋势，制定差异化的高职资源配置规划，通过组建职教集团、建设共享平台等方式，增强资源辐射能力；县域层面应立足地方发展需求，科学规划专业设置与校点布局，提升教育服务的精准性与适配性。

第二，应坚持因地制宜、差异供给，推动资源配置与县域产业结构、人口特征、发展阶段深度耦合。高职教育资源下沉应以“产学研一体化”为导向，引导优质资源向重点产业链核心区集聚，在产业园区、新型工业区、农业科技示范区等设立“教育微中心”或“嵌入式教学站点”等，组建一批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实现教育空间与产业空间的精准对接。此外，要根据县域发展定位精准布局专业方向与服务领域。例如，农业型县域可重点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治理类专业，制造业集聚区可聚焦智能制造与数字技术方向，文旅型县域则宜配置文化创意与服务管理等专业资源。

第三，依托数字技术构建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控机制与空间延展机制，打破地理区隔限制。通过“智慧职教”平台、云课堂、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优质课程、实训资源与专家师资跨区域、跨时空流动，扩大资源可及性与教学等效性。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县域高职资源动态监测平台，作为资源调整与政策投入的重要依据，设立“县域高职发展指数”等量化指标体系，增强配置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

（二）打破壁垒与协同统筹并重：重构多主体联动的政策执行机制

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有序下沉的战略进程中，政策执行机制的协同性与统筹性愈发成为决定资源“下得去、落得实、扎得稳”的关键因素。尽管国家与省级层面持续出台了支持政策，但在顶层设计上难以在基层形成制度转化与治理效能。因此，必须在治理权责结构、横向协同机制、反馈调控系统与多元参与模式等方面进行系统重构，即构建纵向分权合理、横向协同顺畅、全程反馈闭环、社会参与广泛的现代政策执行体系。

第一，重塑治理权责边界，强化县域在资源治理中的制度地位。当前，高职教育资源配置权主要集中在省级及其以上层级，县级政府多数处于被动承接位置，缺乏在专业布局、项目申报、校企联动等方面的实质性调度权，削弱了基层在资源下沉中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因此，需要通过事权下沉、权限扩容与财政联动，推动县域转变为“统筹主体”，在办学机制、空间规划与产业融合等方面实现职能重构。

第二，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常态化、任务导向的协同统筹平台。职业教育资源的落地涉及教育、人社、财政、发改、工信等多个部门，现有模式造成政策落地碎片化与路径交错。应以资源下沉为统摄议题，在县域设立跨部门的“职教资源统筹专班”，围绕项目建设、资源分配、产业对接等事项推进联席办公。上级政府应通过“责任清单制”“协同问责制”等制度工具，推动横向部门协作机制主动向任务协同转型，实现政策从叠加向整合的质变。

第三，建立全过程、数据化的动态反馈体系，提升政策执行的韧性与调控能力。应构建数字化的政策执行监测平台，实现对项目进度、资源利用、校企协同等指标的实时感知；建立“县域高职绩效指数”，将执行成效纳入资金分配与项目调整依据，推动政策落地由“静态投放”向“动态运行”转型。

第四，实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提升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度与系统支撑力。高等职业教育高度依赖产业生态与社会系统，必须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协同、院校参与的治理共同体实现资源转化；通过机制设计实现“多边协商—共建共享—责任共担”，增强资源治理的制度张力与协同效能。

（三）文化引导与认知重构并进：重塑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认同

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加速下沉的系统性推进中，文化认知结构的滞后与价值认同的错位，已成为一种隐性但根源深远的深层次制约。因此，要推动职业教育资源在县域实现价值融入的跃迁，必须以文化引导为基础，以认知重构为核心，在制度话语、学校育人、乡土文化与舆论传播多维协同中系统推进。

第一，应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强化职业教育的制度叙事与价值赋权，建构技能强国的文化共识。要借助政策文件、主流媒体、高端论坛等话语载体，推动“类型平等”的教育理念进入基层语境，构建具有象征张力的文化表达路径。特别是在县域社会，应依托融媒体平台、乡村广播与基层宣传体系，将“职教兴县”等价值标签嵌入日常公共话语场景中，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可见度与认同度。

第二，应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体系育人逻辑的系统转型，引导学生及家庭从“排斥”走向“认同”。要加快构建职业生涯规划一体化育人机制，通过校园讲座、企业实践、职业访谈等形式，增强学生对技术技能世界的情感认知与成就想象，塑造“以技立身”的成长信念。同时，推动“普职横向融通”“职教纵向贯通”制度在县域落实落地，使职业教育具备与普通教育同等的晋升空间与发展通道，打破低认同的结构性标签。

第三，深度挖掘与重构地方文化资源，实现乡土价值与现代职教理念的融合表达。县域政府应与高职学校通过“职业教育活动周”“匠人讲堂”等文化实践，激活本地产业文化与现代技能教育之间的文化耦合，使高职教育成为地方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关键载体，建构“职业教育即地方振兴”的文化映射逻辑，破除“矮化”“窄化”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

第四，构建多元传播生态与舆情引导机制，提升职业教育的公众感知质量与议题影响力。依托县域融媒体平台、短视频渠道与社交传播矩阵，打造技能成才、乡村振兴、基层创业等真实故事叙事体系，构建正向舆论场，借助典型表彰、技能竞赛、政策成果展示等方式增进全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认可认同，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

（四）融合共建与机制嵌入联动：激活校企协同的制度内驱动力

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核心体现，更是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过程中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人才供给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的关键机制。因此，要以融合共建为起点，以机制嵌入为治理支撑，系统性激活校企协同的制度内驱动力。

第一，强化县域政府在产教融合中的统筹中枢作用，构建多维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地方政府要建立产教融合联席会议机制或搭建改校企协同推进平台，协调教育、财政等多部门形成资源统合合力。设立产教融合专项资金，通过财政补贴、项目引导、绩效奖励等方式，激励企业参与联合办学、技术服务、课程开发等合作实践，引导企业由“被动支持”向“主动共育”转型，增强其制度驱动意愿与协作持续性。

第二，增强高等职业院校的校企协同治理能力，实现制度供给端的组织升级。一方面，应完善院校内部治理结构，设立“校企共建委员会”“行业专家咨询机制”等平台，保障企业在教育全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另一方面，应构建基于协同绩效的内部激励体系，将校企协作成效与专业发展、师资评估、经费分配等要素挂钩，提升教师参与企业实践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打破协同困境。

第三，推动校企合作由“点状对接”迈向“链群协同”。以县域主导产业为牵引，搭建职教联盟与产业集群的多维合作网络，实现从课程供给到岗位对接、从人才培养到技术共研的全过程协同。加快构建“产业学院”“现代学徒制”“股份制产教融合企业”等共建载体，形成制度化、实体化、组织化的协作平台。通过制度闭环的“共建—共育—共用—共享”机制，推动资源高效整合，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校企协同生态，真正实现资源从“外部嫁接”向“内生融合”的跃升。

（五）多元投入与绩效联动并促：健全财政保障与内生造血机制

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有序下沉的过程中，为破解财政支撑不足的结构性难题，需要构建“多元投入—绩效联动—内生驱动”相结合的现代财政保障体系，实现从被动依赖向主动造血的系统转变。

第一，优化财政权责结构，增强财权与事权的制度耦合度。推动“教育支出责任清单制”改革，厘清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职责边界，构建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财政分担机制。强化省级政府的统筹职责，设立“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引导资金”，通过“差异化转移支付+绩效补助”模式动态支持县域建设。

第二，拓展投入来源，构建多元化资金支持格局。深化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优化专项经费配置，同时不断吸引社会资本、企业资金和产业资金投入。鼓励支持龙头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训中心与发展基金，推动通过股权合作、服务外包、平台共建等模式实现利益共担与风险共管。

第三，强化财政使用效益与资源转化效能。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资金配置与资源使用机制，实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构建涵盖教育质量、就业水平、资源利用率、产业契合度等多维指标的职教资源下沉绩效评估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资金分配与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引导资源向治理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协同水平高的地区精准倾斜。

第四，提升县域职业教育系统的财政“造血”能力。推动职业教育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就业链与服务链，拓展院校在人才供给、产业升级、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功能空间，强化其财政贡献属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共技能培训、成果转化分成等机制，构建财政收支的正向循环。鼓励建立“产教融合发展基金”“校企成果收益留用机制”，增强院校的持续办学动能与财政回馈能力，推动财政机制向自我造血转型。

（侯德华，硕士，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