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是坚持问题驱动、提升人才自主培养水平的紧迫要求，核心任务是构建“能力本位、生态协同、要素联动”育人体系。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改革试点初见成效，但协同深化与能力转型瓶颈问题凸显，仍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认知性障碍。构建自生长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生态体系，要深化要素联动，强化能力图谱的动态锚定作用，完善以能力达成度为核心的评价反馈环；要夯实制度根基，塑造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完善“三组长”制度化协同架构，打通“三集群”资源融通血脉，创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要拓展生态边界，实现本土实践与全球贡献的双向赋能，主导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体系建设，打造数字教育新生态。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能力本位；生态协同；要素联动

【引用格式】于发友.集群培养：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01）：38-4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强调，“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集中建设一批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规划纲要》，自2025年4月起，我国开始启动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改革，探索搭建政行企校供需对接平台，充分发挥“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行业组织”三主体作用，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大规模培养高技能人才。

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是坚持问题驱动、提升人才自主培养水平的紧迫要求

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技术牵引的产业迭代升级加速，对高技能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职业教育长期以来面临的核心症结就在于其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位”。这种错位具体表现为三大痛点：教育与产业脱节，导致人才培养滞后于技术迭代与市场需求；办学相对封闭，学校与企业、行业组织间缺乏深度协同机制，资源流动不畅；适应性与匹配度不高，毕业生能力难以无缝对接岗位要求。

传统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常陷入“零敲碎打”的碎片化模式，或依赖学校“单打独斗”，难以撼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集群培养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它旨在汇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方力量，通过组织化、规模化的协作模式，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

（一）破解产教脱节：构建能力标准转化的系统性通道

集群培养的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技术标准向教育培养标准转化的梗阻。通过构建“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行业组织”的三主体协同中枢，汇聚一批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与教育专家，在深度解析行业技术标准所蕴含的真实能力图谱（Competency Mapping）基础上，将其科学、系统地转化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标准和教育教学标准。这一转化过程聚焦于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关键教学要素，进行整体设计与联动改革。

例如，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的建设过程中，行业企业开放了最新的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真实生产场景，成功转化了500余项企业标准、岗位规范、生产任务与工艺流程。如新编高职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的内容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实现同步，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前沿技术“同频共振”。这种深度的产教融合，使职业教育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有效弥合了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

（二）打破办学封闭性：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生态

集群培养的本质是构建一个开放、协同、共享的职业教育生态。它彻底摒弃了学校“单打独斗”的传统封闭模式，通过“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的方式，形成“改革集群”。这种组织形态具有显著的生态优势。

一是资源集聚与共享。集群汇集了分散于企业的最新技术设备、真实生产案例，学校的优质师资、教学场地，以及行业组织的权威标准与信息渠道。充分依托企业提供的强大资源、真实场景数据与学校的技术开发能力，可以解决许多过去“做不了、做不好”的难题。

二是责任共担与协同创新。明确各方在集群中的责任与主导作用，为协同开展集群培养提供组织保障。头部企业技术专家、学校专业带头人和行业权威专家协同编研教材是这一机制的微观体现。如《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由中车集团技能大师、职业院校专业带头人及动车组研发项目牵头人共同主编，确保了教材内容兼具技术权威性、教学适用性与行业前瞻性。

三是知识流动与能力共生。集群为教师深入企业实践（如跟岗挖掘）、企业专家参与教学以及双方共同研究“能力图谱”提供了制度化平台，促进了教育者与产业实践者之间知识的双向流动与能力的共同提升。

（三）提升适应性与匹配度：重塑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

集群培养通过系统性的要素联动改革，重构了职业教育的育人逻辑，显著提升了人才的岗位适应性与社会匹配度。

一是教学要素深度耦合。集群培养不是孤立地改革某一环节，而是将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材体系、师资能力、实训条件五个关键要素视为有机整体进行系统设计。专业设置紧跟集群内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预判的产业方向；课程内容与教材直接源于转化的企业标准和真实任务；教师通过参与集群项目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依托集群提供的真实或高度仿真的环境。这种耦合确保了人才培养全流程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咬合。

二是能力本位贯穿始终。集群培养的核心驱动力是将“产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石。通过对岗位核心能力的深度挖掘和“能力图谱”的构建，教学设计从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能力为纲，使培养目标更加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教材呈现形式的交互性、易学性、丰富性，正是服务于能力习得的有效手段。

三是育人质量保障有力。集群的有组织、成建制特性，使得改革能够在更大范围内系统推进，克服了以往试点项目碎片化、覆盖面窄的局限。汇聚的顶级资源如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大国工匠等，为大规模培养高技能人才提供了坚实的质量保障，真正助力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战略目标。

集群培养是迈向职业教育生态化发展的必然路径。集群培养是应对职业教育结构性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系统性路径。它通过构建“政行校企”深度协同的生态化组织形态，打通产业能力标准向教育培养标准转化的关键通道，并驱动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训五大核心教学要素的联动改革，从根本上重塑了以能力为本位的人才培养逻辑。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了当下产教脱节、封闭办学、匹配度低等痛点，更在于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定位，以及未来向国际标准输出、贡献“中国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化集群培养的内涵建设、完善其协同机制、推广其成功经验，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实现历史性跃升的核心战略支点。

二、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核心任务是构建“能力本位、生态协同、要素联动”的育人体系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并非仅参与主体的简单聚合，而是旨在构建一个以能力标准转化为核心、以多元主体深度协同为基石、以关键教学要素系统联动为路径的现代化职业教育育人生态系统。

（一）治理结构：多元共治的生态化组织形态

一方面，搭建权责明晰的“三主体”协同中枢。“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行业组织”构成的“三主体”协同负责制，应成为集群运行的“决策引擎”与“协调枢纽”。

三者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头部企业主导提供真实产业需求与技术标准，确保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与岗位适配性；高水平职业学校主导教育教学标准转化与实施，保障培养的科学性与规范性；行业组织则发挥标准制定、资源整合与第三方评估作用，维护集群的公信力与可持续性。

三者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议事决策机制，如联合工作组、定期联席会议，实现战略共商、资源共投、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彻底打破“校热企冷”或“各自为政”的困局。另一方面，搭建纵横交织的多层次网络化协作架构。

一是“三主体”集群深度耦合。“校校联合群”实现优质师资、课程、实训基地共享与教学研究协同；“企企联手群”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标准互通、岗位能力模型共建；“校企对接群”则建立精准、高效的供需匹配与人才共育通道。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三主体”协同机制紧密咬合，形成“资源池”与“创新场”。

二是“政行校企”高效联动。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资金引导与公共服务平台；行、企、校则在“三组长”统筹下开展具体育人活动。理想状态是政府扮演“引导者”与“服务者”角色，避免过度行政干预，充分释放市场与社会主体的活力。

（二）运行核心：能力标准的精准转化与贯通

一方面，从“技术标准”到“能力图谱”的解码。集群的核心使命在于深度解析行业、产业、企业的最新技术标准，精准提炼其蕴含的岗位核心能力要求，形成科学、动态的“能力图谱”（Competency Mapping）。这需要依托集群内大国工匠、技术骨干、教育专家组成的强大智力资源库，通过严谨的岗位任务分析实现能力要素的拆解与结构化。

另一方面，从“能力图谱”到“教学标准”的系统转化。将“能力图谱”无损耗地转化为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标准、评价标准是集群的关键能力。这一过程需贯穿“五要素”：专业设置要紧密对接能力图谱映射的产业领域与技术方向，动态调整优化专业布局；课程与教材要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将能力要求融入课程目标与内容，确保内容与产业前沿“零时差”；师资队伍建设要建立教师定期深入企业“跟岗挖掘”能力需求的机制，同时吸引企业大师参与教学，实现师资队伍的“双师”能力持续升级；实习实训要依托集群资源，构建高度仿真或真实的实践环境，实现能力在真实或准真实场景中的习得与验证。

（三）教学实施：五要素深度联动的系统改革

集群培养要摒弃碎片化改革，强调整体设计与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五要素的深度耦合与同向改革。一是目标同向，五要素改革均统一服务于“能力图谱”所定义的人才培养目标，避免脱节或内耗。二是内容同源，课程内容、教材知识、实训项目均源于同一套经过严谨转化的产业能力标准与企业真实任务。三是过程同步，教材开发与课程建设同步，师资培训与实训条件升级同步，专业调整与产业需求变化同步。四是评价同标，建立以能力达成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贯穿学习过程与结果，反馈并持续优化五要素。

（四）技术赋能：数字化的学习革命与资源平台

一是智能交互式数字教材。理想的集群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具有沉浸性（如虚拟仿真实训）、交互性（如即时反馈、情境模拟）、易学性（如个性化学习路径）、丰富性（如集成最新技术资料、动态案例）的数字教材，彻底变革传统学习方式。二是共建共享的数字化资源库。集群应构建统一的数字化资源平台，集群成员贡献的最新技术标准、工艺流程、教学案例、虚拟实训项目等，实现资源的动态更新、便捷检索与高效共享，支撑泛在学习与混合式教学。三是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与管理。利用平台学习行为数据，实现学情精准分析、教学策略优化、资源智能推送，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同时，为集群运行监测、成效评估、决策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五）质量保障：开放动态的持续改进机制

一是常态化的反馈与评估。建立由行业组织主导、多方参与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定期对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能力匹配度）、教材适用性、实训效果等进行评估，并将结果反馈至“三主体”决策层。二是动态化的标准更新。紧密跟踪产业技术迭代（如新能源汽车技术演进、仓颉语言版本升级），依托集群机制快速响应，及时更新“能力图谱”及相应的教学标准与资源，保持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三是可复制的经验推广。系统总结、凝练集群在五要素改革、能力转化、协同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底层逻辑，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方法论”与“工具箱”，通过培训、平台、案例库等方式辐射更广范围，推动整体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是指向类型特色的理想图景。核心任务是以破解职业教育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为出发点，通过构建“政行校企”生态化协同治理结构，以产业能力标准的精准转化与贯通为核心驱动力，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五要素深度联动改革，并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构建智能化学习环境，最终形成具有强大内生动力、高度适应性、持续进化能力的现代职业教育育人体系。其本质是实现职业教育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协同”的深刻转型，是彰显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色、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目标并最终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的必由之路与理想形态。

三、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改革试点的进展成效、存在问题和困难挑战

当前，“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作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在破解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其系统化、组织化的实践路径代表了产教融合的最新高度。然而，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显露出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困境。

（一）改革试点初见成效

2025年4月，作为教育强国建设首批国家层面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之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式启动实施。2025年10月，首批7本数字教材（改革试点的重要成果载体）正式出版上线；央视报道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和首批7本数字教材，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2025年11月，在成都召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工作推进会，第一批试点的6个领域和第二批培育的14个领域的头部企业、行业和学校代表参会。会上进一步凝聚共识，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目前，该计划已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集群培养基础框架，主要成就体现在三大层面。

第一，推动了“政行校企”深度协同的组织机制创新。一是“三组长制”统领全局，创造性地建立“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行业组织”的联合领导机制。头部企业主导提供前沿技术标准与真实需求；高水平职业学校主导教育教学转化与实施；行业组织负责标准制定、资源协调与成果推广。三者形成战略决策与资源调配的中枢。二是“三集群”网络化布局，组建了“校校联合群”“企企联手群”“校企对接群”，形成了纵横交织的资源共享与创新网络。三是规模化资源汇聚，有组织地汇集了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为能力标准转化与教学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第二，实现了“五要素联动”的系统性教学改革突破。一是核心理念落地，坚定贯彻“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将产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作为人才培养逻辑起点。二是要素改革协同推进，对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开发、师资能力、实习实训条件五个关键教学要素进行整体设计与联动改革，避免碎片化。其核心是将产业能力图谱无损耗地转化为教育教学标准。三是数字教材建设引领创新，首批出版的7本数字教材，如《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等，在团队组建、内容选取、形式呈现上实现重大突破。实行头部企业专家、学校专业带头人、行业权威人员共同主导的“三主编”模式，确保教材的权威性、适用性与前瞻性。实施“三开放”资源转化，行业企业开放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真实生产场景；学校对企业标准、岗位规范、生产任务和工艺流程进行“翻译”转化。实现交互性、易学性、丰富性“三个性”体验升级，数字教材利用虚拟仿真技术破解了“做不了、做不实”的难题，实现沉浸式、体验式学习。

第三，探索了新“双高”目标的初步实现路径。通过上述机制与改革，该计划初步实现了“办学能力高水平”的汇聚顶级资源、推动系统改革，与“产教融合高质量”标准同源、过程同步、评价同标，为大规模、高质量培养高技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协同深化与能力转型瓶颈问题凸显

尽管试点取得较好的成效，但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制约着集群培养深度与可持续性的问题。

第一，协同机制落地不足，“形聚神散”风险犹存。一是制度化保障缺失。“三组长制”的战略协同尚未完全转化为常态化、可操作的运行细则。缺乏明确的“三组长”定期议事规则、决策流程、责任清单与冲突解决机制，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或流于形式。二是子集群间联通不畅。“校校联合群”“企企联手群”“校企对接群”之间的协同机制，如共建共享课程资源库、企业集群技术标准互通平台、校企精准对接信息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存在信息孤岛和资源重复建设风险。三是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不健全。企业深度参与的可持续动力（尤其是非龙头的中小配套企业）、学校投入产出的衡量标准、行业组织评估的公信力保障等，缺乏系统的制度性安排，易导致“校热企冷”或合作浅层化。

第二，教师能力转型滞后，“能力本位”落地遇阻。一是观念转变不彻底。部分教师仍受普通教育或学科体系思维惯性影响，未能深刻把握职业教育“能力本位”的类型教育本质，对“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的实践路径理解不深。二是“能力图谱”研究与应用不足。教师深入企业“跟岗挖掘”真实岗位能力需求的机制尚未普及化和深度化，对集群提炼的“能力图谱”理解不透彻，导致在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评价考核中难以有效贯彻能力标准。三是教师能力升级支撑不够。系统化的企业实践培训、与产业专家常态化教研的机制有待加强，教师将产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转化为教学资源的能力有待提升。

第三，数字教材生态体系薄弱，建设与应用面临挑战。一是标准体系缺失。数字教材的建设标准包括内容架构、技术规范、交互设计；建设机制包括“三主编”如何协同线上开发，知识产权如何界定；评价标准包括何为“好”的数字教材，如何评估教学效果。均处于探索初期，缺乏权威指引，导致建设质量参差不齐。二是平台兼容性与技术门槛。各类数字教学平台互不兼容，教师面临技术选择困难和使用负担。教师、平台开发者、技术支持方之间的权责关系模糊，影响开发效率与用户体验。三是应用能力与场景不足。许多教师对数字教材的功能、优势及使用方法处于“懵懂”状态，缺乏有效的应用培训和教学法指导。配套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实训衔接方案尚未成熟，限制了数字教材潜能的发挥。

（三）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认知性障碍

一是制度供给滞后于实践创新。集群培养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系统性、生态化改革，其成功高度依赖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当前，支撑“三组长制”高效运行、子集群深度协同、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的专项政策、实施细则、契约化文本（如多方合作协议范本）供给不足，导致协同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宏观政策推动力强，但长效制度性保障弱。

二是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认知与实践的落差。尽管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已被广泛认同，但长期受普通教育模式影响，其独特的“能力本位”逻辑在教师观念、学校管理、评价体系中的渗透仍不充分。从“学科知识体系”向“能力发展逻辑”的彻底转变，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更系统的实践重构。理论认同度高，但实践转换度浅。

三是数字化转型配套体系不完善。数字教材不仅是技术产品，更是教学革命的载体。其健康发展需要配套的标准体系、共建共享机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计划、创新教学法支持以及适应数字学习的基础设施与环境。当前，这些配套措施明显滞后于教材开发本身，导致“有车无路”“有器无术”。技术应用快，但生态构建慢。

四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复杂性与动力差异。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目标诉求、运行逻辑、评价体系存在天然差异。在缺乏强有力的共同愿景塑造、有效的沟通平台、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科学的评估问责体系情况下，深度协同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与学校追求育人成效之间的张力，需要更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调和。合作意愿有，但深层动力机制缺乏。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改革前景广阔，但任重道远。集群培养改革试点的推动展现了系统性改革的巨大潜力与初步成效，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进入新阶段。然而，协同机制落地难、教师能力转型慢、数字教材生态弱等问题，揭示了从“框架搭建”迈向“生态成熟”所面临的深水区挑战。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供给不足、类型特色实践不深、数字配套滞后以及协同动力的复杂性。破解这些瓶颈，不仅关乎该试点计划本身的深化，更决定着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成败。解决之道在于强化顶层制度设计、深化“能力本位”共识与实践、加速构建数字教育生态、创新协同动力机制，从而推动集群培养从“有组织的改革”升维为“自生长的生态”，最终实现新“双高”目标，并为世界职业教育贡献中国智慧。

四、积极构建自生长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生态体系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实践探索，是我国职业教育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重构”的关键转折。面对一系列深层次挑战，未来改革的核心使命在于推动集群培养从政策驱动的组织化实践升维为内生动能支撑的生态化体系，实现可持续的“自生长”与“自适应”。这一进路需以系统思维锚定三大战略支点。

（一）深化要素联动，构建能力转化的闭环系统

要素联动改革需突破“物理组合”局限，向“化学反应”深化。其关键在于构建“能力标准—教学转化—实践验证—动态迭代”的闭环运行机制。

一是强化能力图谱的动态锚定作用。依托“三组长制”，建立产业技术标准动态监测与解析机制，尤其针对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快速迭代领域，形成“企业提需求—行业定框架—学校细化解”的标准化流程。

二是推动五要素的深度耦合与自适应调整。专业设置需建立“预警—响应”机制，基于产业链变化动态优化；课程与教材开发须强化“三主编”实质性协同，探索云端协作平台支撑的“同步研发、异步修订”模式；师资能力转型重在建立“跟岗挖掘—教学转化—企业认证”的闭环培养路径，将教师参与企业技术攻关、标准制定纳入评价体系；实习实训则需依托集群资源，构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企业车间”的阶梯式能力养成链，破解“做不实”困境。

三是完善以能力达成度为核心的评价反馈环。建立由行业组织主导、多主体参与的第三方评价体系，追踪毕业生岗位适应性与职业发展轨迹，形成“培养质量数据—教学要素优化—能力图谱校准”的反馈回路，驱动关键要素协同进化。

（二）夯实制度根基，塑造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

破解“形聚神散”之困，需通过精细化制度设计将协同理念转化为运行规则。

一是完善“三组长”制度化协同架构。制定《集群治理章程》，明确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行业组织的权责清单、议事规则（如季度联席会、专项工作组机制）及决策流程，设立常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协调与资源调度。重点建立技术标准转化、教材开发、实训资源共建等专项契约，以制度文本固化合作预期。

二是打通“三集群”资源融通血脉。构建统一的数字化资源中枢平台，整合校—校群的课程库、企—企群的技术标准库、校—企群的岗位需求库。建立“资源贡献、积分兑换、优先使用”的共享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尤其是中小配套企业）开放核心资源的意愿。

三是创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探索“教育—产业”复合型绩效评价体系，将企业参与度（如标准提供量、师资投入量）纳入政府专项补贴、税收优惠或招标加分项；设立集群发展基金，由政行校企共同注资，支持前瞻性教学改革与风险项目；建立知识产权共有与转化收益分配规则，保障“三主编”等创新主体的权益。

（三）拓展生态边界，实现本土实践与全球贡献的双向赋能

集群培养的终极价值在于形成可辐射、可复制的“中国方案”，需立足本土纵深推进，面向全球主动布局。

一是构建分层扩散的经验推广网络。系统凝练首批试点的底层逻辑（如能力转化方法论、五要素联动模型），开发“集群培养成熟度评估工具包”，通过“国家级试点—省级双高校—区域骨干校”三级传导体系逐级扩散。重点建设在线案例库与工作坊平台，如将轨道车辆调试、大飞机装配等典型项目的改革路径解构为可迁移模板，支持院校按需“拼装”改革方案。

二是主导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体系建设。积极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重点将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等领域形成的“能力图谱+教学标准”体系纳入国际“领域标准”。推动建立中国标准国际认证机构，支持成员国院校对接认证。鼓励头部企业（如中车、华为等）主导或参与相关国际标准更新工作组，将中国产业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职教规则话语权。此举不仅提升中国职教国际能见度，亦倒逼国内标准持续升级。

三是打造数字教育新生态。针对数字教材“有器无术”困境，亟需构建“标准—平台—教法”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研制《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指南》，明确内容架构、交互设计与认证规范。建设国家集群数字资源中心，统一技术接口，破除平台壁垒。实施“数字教材应用能力提升计划”，通过“工作坊+企业工程师驻校”模式培训教师，配套混合式教学设计指南，使虚拟车间、编程沙盒等工具真正赋能“能力本位”课堂。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阔步迈向自生长的类型教育新生态。集群培养的未来，本质是职业教育类型特质的彻底彰显。它以“能力本位”为基因，以“生态协同”为骨架，以“要素联动”为血脉，以“数字智能”为神经，最终指向一个需求自感知、资源自组织、标准自迭代、质量自提升的现代化育人体系。这一体系的成熟，不仅将实现新“双高”目标，更将重构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互动逻辑——从被动适应产业升级转向主动引领技术变革，从服务区域发展跃升为贡献全球标准。在此进程中，“政行校企”深度协同的集群生态，正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对世界职教改革的标志性回答，亦是中国从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的关键一跃。（于发友，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