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关于高中阶段“职普比”应维持在何种水平，始终是教育政策领域中争议持续的复杂议题。国际比较研究清晰表明，近20年来主要高收入经济体的“职普比”长期稳定在35%~60%的较高区间，这与其以高端制造、精密工艺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以及深厚的社会职业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我国作为全球最大且持续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不能简单盲目追求“全球平均职普比”（约为22%），而应借鉴参照那些职业教育体系成熟、产业发展路径与我国战略目标相契合的高收入国家。在中职主体升学和本土语境下，“职普比”应稳定在一定合理区间，锚定“十五五”规划与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系统构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筑牢实体经济迈向中高端的技能人才基石，以科学配置劳动力资源，有力支撑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职普比；高收入国家；职普分流

【引用格式】和 震，谭禧锦.高收入国家高中阶段“职普比”的图景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02）：37-47.

教育强国中的“强”作为一个相对性概念，其内涵是在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比较与竞逐中得以界定和实现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要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时，在大教育中职业教育体系的定位也需进一步合理，其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随着推动“职普融通”“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柔性化的分流机制等一系列政策导向而发生变化。在借鉴国际经验以服务我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构比例（以下简称“职普比”）问题上，若仅参照融合了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全球职普比平均数”，其数值的低位性将极可能误导决策者对国家未来教育结构的规划；若转向考察发达国家，其较高的“职普比”状况又对我国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和当前教育需求现实提供怎样的参照。这一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起点。

本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切入，对全球低、中、高三类经济体“职普比”展开系统分析。一是通过跨国数据梳理，找到我国中职比例在全球谱系中的精准定位，明确其真实参照系；二是揭示高收入国家高职普比例的状况与背后的成因，超越包含了大量欠发达国家数据的“全球职普比平均数”（约22%）比例数字本身，探析决定“职普比”的产业、制度与文化等要素间的内在逻辑；三是在当前我国倡导构建全新职普关系与柔性分流机制的政策背景下，批判性借鉴国际经验，为各级政府确定适应区域发展的、科学且适切的“职普比”提供经验启思。

一、我国高中阶段“职普比”的现实境况与核心挑战

在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政策体系中，职普比例关系始终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重要制度安排。经过实践的发展与政策演变，呈现以下特点。

（一）总体现状

基于2000—2024年的纵向数据，我国“职普比”的演进轨迹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结构性拐点与波动趋势为审视与评估相关政策提供了关键实证镜鉴（图1）。

高位攀升阶段（2000—2010年）。“职普比”自2000年的46%波动上升至2010年的51%，达到了时间序列中的峰值。这一趋势标志着“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政策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实现与巩固。得益于国家层面持续的政策驱动与资源倾斜，中等职业教育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服务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

缓慢递减阶段（2011—2019年）。“职普比”从峰值回落，并进入一个长达近10年的高位平台期，在49%至41%的区间内窄幅波动。这体现了政策调控的持续效力，维持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盘；然而，其未能重返峰值且比例下移的趋势已初步显露，社会对普通高中的强烈偏好对职普结构的稳定性构成持续压力。

加速下滑阶段（2020—2024年）。2020年的42%是关键结构性拐点。自此，“职普比”彻底告别平台期，进入一轮快速且连续的下行通道，在2024年骤降至36%。5年内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的态势发出了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这不再是个别年份的正常波动，而是相关职业教育政策转变的明确表征。

（二）核心挑战

对“职普比”的讨论已不能局限于教育内部，必须置于技术变革与人口发展的宏观背景下，重新评估其社会整合与稳定器的战略价值。

政策刚性要求与经济社会发展弹性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张力。“职普比大体相当”作为一项延续近40年的刚性政策，在其出台的20世纪80—90年代，对于优化中等教育结构、服务当时经济建设与就业安置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十五五”规划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导向，并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关键路径。这一顶层设计对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供给结构与质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学界对“职普比”合理波动区间及其决定因素缺乏系统研判。尽管有研究呼吁应允许职普比根据经济结构、技术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等变量在一定范围内科学波动，但关于这一“合理区间”的具体边界及其形成机制，学界尚未给出基于实证的、系统性的答案。现有讨论多停留在理念层面，缺乏对区域差异、产业结构与教育承载力之间关联的精细测算。这导致“大体相当”在实践中往往异化为“一刀切”的行政指令，难以实现与地方发展需求的精准适配。

技术革命与人口结构变迁对中等职业教育构成挑战。一方面，智能化浪潮下的机器换人趋势对中职传统以技能操作为核心的培养模式构成冲击。另一方面，适龄人口总量的持续下降引发了对中职存续体量的质疑。与此同时，尽管社会普遍存在学历上移倾向与服务业扩张预期，但国家战略安全的根基仍系于以高端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这要求我国须保有相当规模且质量过硬的技能人才队伍。

二、全球视野下“职普比”的国际聚类与图景概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UIS Statistics）显示，部分国家在维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科学“职普比”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政策与实践经验，通过对不同收入经济体，尤其是高收入经济体“职普比”的图景研究，为在这一全球坐标系中定位我国“职普比”的现实坐标与发展方向提供了关键参照。

（一）样本与分类

为系统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职普比”特征，本研究依据世界银行于2024财年发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标准进行国家（地区）分类。该标准是国际经济学与比较教育研究中进行发展水平分组的权威依据，能有效避免“发达国家”等传统概念的主观性，确保样本划分的客观性与可比性。

基于此，本研究样本由以下三类经济体构成（“国家”一词与“经济体”互换使用，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性，而是指当局报告单独的社会或经济统计数据的任何领土）。

高收入经济体：本组别由人均GNI高于13845美元的经济体构成，通常对应“发达国家（地区）”。样本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荷兰、瑞士、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该组别“职普比”普遍高位稳定，代表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成熟模式。

中等收入经济体：本组别由人均GNI介于1136~13845美元之间的经济体构成，通常与“发展中国家”概念相对应。样本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南非、马来西亚、阿根廷、哥伦比亚、埃及、越南、菲律宾、阿尔及利亚、伊朗。该组别内部差异显著，其“职普比”能真实反映工业化与教育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挑战。

低收入经济体：本组别由人均GNI不高于1135美元的经济体构成，通常被视为“欠发达国家”。样本包括：刚果、坦桑尼亚、乌干达、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布隆迪、马里、尼日尔、塞拉利昂、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多哥、马拉维、几内亚比绍、卢旺达、布基纳法索。该组别“职普比”数据揭示了在教育资源尚且不足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困境。

上述分类框架为本研究后续的跨国比较分析提供了清晰、合理的逻辑基础。

1.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职业教育发展比较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对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所用数据涵盖49个国家，共计816个观测值，时间跨度为2000—2025年。需说明，针对部分国家的数据更新有滞后，个别观测值实际截止时点为2022至2024年不等。

图2呈现了按收入分组后的职业教育学生比例分布特征，图中黑色基准线标示各组中位数。与容易受极端值影响的算术平均值相比，中位数能够更为稳健地反映分布的集中趋势。描述性统计显示，高收入经济体的职业教育学生比例中位数达40.09%，明显高于中等收入经济体（27.71%）与低收入经济体（20.42%），初步揭示出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潜在关联。

为检验上述组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研究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收入组别在职业教育学生比例上存在整体性显著差异（0.001≤p<0.01）。进一步的两两比较表明：低收入组与中等收入组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0.001≤p<0.01），而中等收入组与高收入组之间（p<0.000 1）、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之间（p<0.000 1）的差异更为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区间内，与之相关的结构性因素（如产业升级、政策投入等）对职业教育比例的影响更为凸显。

2.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职业教育比例趋势

图3描绘了2014—2022年三类经济体职业教育学生比例的动态演变轨迹。从整体趋势来看，不同收入组别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反映出经济发展阶段与职业教育政策取向之间的内在关联。

具体而言，高收入经济体的职业教育比例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在整个观测期内保持平稳上行态势，体现其职业教育体系的成熟性与稳定性。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曲线呈现先扬后抑特征，在2018—2020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可能反映出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职业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低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值虽总体偏低，但观察期内展现出稳健的上升趋势，可能表明其职业教育规模正处于扩张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后三类经济体的发展趋势出现明显分化。高收入经济体延续稳步增长，显示较强的系统韧性；中等收入经济体出现回调，暗示其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转型压力；而低收入经济体继续保持增长，反映其后发优势与政策重视。这种分化态势揭示了职业教育发展不仅与经济水平相关，更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转型需求密切相关。

3.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职业教育比例密度分布

基于数据的核密度估计，图4揭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职业教育学生比例的密度分布结构。从分布形态来看，三类经济体呈现显著异质的分布特征，通过概率密度分布的视角，为理解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职业教育发展特征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分布信息，弥补了仅依赖集中趋势指标的分析局限。

高收入经济体的密度曲线为单峰、右偏——体系成熟、质量趋同、引领发展。具体而言，主峰尖锐且高大，清晰地集中在40%~50%的区间。这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内部在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上形成了高度共识和收敛，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将职业教育比例维持在这一最优区间。曲线在峰值两侧迅速下降，形态狭窄，说明组内差异极小，发展极为均衡。同时，曲线拥有一个长长的右尾，并延伸至接近60%的水平，这表明部分将职业教育作为核心教育支柱的发达国家（如德语系国家、瑞士等），其存在定义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天花板”，并拉动整个群体向右移动。

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密度曲线为双峰——结构分化，路径抉择，身处转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分布曲线呈现明显的双峰形态，这与高收入组（单峰、右偏）和低收入组（单峰、左偏）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其内部在职业教育发展路径上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分化，也揭示该群体内部存在的两个世界或两种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双峰结构揭示了两个潜在的子群体。第一个峰值（左侧，约10%~15%区间）的国家可能仍处于以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其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发展模式更接近于低收入经济体，职业教育规模相对有限。第二个峰值（右侧，约35%~40%区间）的国家可能正处在工业化深化或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对技能型人才需求迫切，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体系，其发展水平已向高收入经济体看齐。这表明，不能将中等收入经济体视为一个整体来借鉴职业教育政策，须识别自身在该双峰分布中所处的位置，以此精准对标。

低收入经济体的密度曲线为单峰、左偏——基础薄弱，整体滞后，初现萌芽。低收入经济体的密度曲线呈现单峰、极左偏分布。主峰高耸，但位置极低，集中在5%~15%的狭窄区间内。具体而言，曲线形态最为陡峭和集中，表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职业教育比例都处于极低的水平，组内差异有限。曲线在右侧快速衰减，几乎没有明显的右尾，这说明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出现职业教育规模的有效扩张。该分布形态整体反映了这些经济体受限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公共财政能力，职业教育体系仍处于萌芽或初级建设阶段。

综上所述，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职业教育比例的分布中心逐步右移，分布形态由左偏趋于对称再转为右偏，分布范围由集中走向发散再重新收敛。这一差异可被归纳为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相伴随的、具有典型阶段特征的职业教育分布模式。

（二）低收入经济体：整体滞缓的“职普比”格局

图5描绘了选定的五个代表性低收入经济体2014—2023年的职业教育发展动态。图中的水平虚线代表了本研究所涵盖的所有低收入经济体样本在2014—2023年的职业教育指标算术平均值。

从中可识别出几种典型模式。

稳步增长型：以卢旺达为代表，其职业教育指标值在观测期内展现出最为强劲且持续的上升态势，从初期水平显著攀升，最终远超样本平均值，体现了该国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持续投入与显著成效。

波动停滞型：如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其发展轨迹围绕平均值上下波动，但未形成明确的长期增长趋势。这表明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可能面临结构性挑战或受外部因素（如经济波动、社会不稳定）的较大影响，增长动力不足。

低位徘徊型：阿富汗和坦桑尼亚的指标值在整个时期内持续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阿富汗，始终处于样本的底部区间。这反映了这些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基础薄弱，发展进程相对缓慢。

（三）中等收入经济体：低位分化的“职普比”格局

图6揭示了2014—2023年中等收入经济体职业教育比例的复杂演进轨迹。该群体整体呈现显著的分流演进与模式竞争特征，其“职普比”格局远非单一模式所能概括。

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趋势呈现出的典型格局。

高位引领型：以土耳其为代表，其职普比持续稳定在40%以上的高位，展现出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柱的明确政策取向。

波动停滞型：巴西、南非、印度等国的指标值长期在平均值下方波动，其中巴西与南非呈现高位回落态势，而印度虽保持增长但绝对水平仍然偏低，共同反映出其在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方面面临结构性挑战。

（四）高收入经济体：文化惯性与制度适配的“职普比”格局

如图7所示，高收入经济体的“职普比”主要分布在20%~60%区间，各国形成了与地域文化和发展模式高度相关的聚类。

1.欧陆强职教模式

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其“职普比”持续稳居40%~60%的绝对高位。这源于其社会市场经济传统和成功的“双元制”体系，职业教育被视为与学术教育并行的卓越路径，深度嵌入产业结构。

从教育体系结构来看，德国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学生占比长期稳定在45%~50%，形成高度制度化的职普融通路径。该体系不仅有效实现了从学校到工作的“低摩擦”过渡，更通过专业学校（Fachschule）等高中后职业教育机构，构建了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贯通的资格框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类为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5B类型（高等职业教育）。此外，德国创新性地发展了“职业文理中学”，有效整合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双重功能，它通过提供兼顾通识教育、职业科目与选修课程的融合性课程，使学生能同时获得普通高校入学资格与市场所需的职业资格；其教师兼具学术背景与职业实践经验，确保了培养质量，为学生在职业教育内部以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制度化通道，实现从职业资格到继续升学的顺畅衔接。这种以中职为主体、高职为延伸的体系设计，在提升青年就业能力、降低失业率方面成效显著，成为德国应对技能需求变化、保障经济社会稳健运行的核心教育制度。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其国家竞争力的制度性支柱，构建了实体经济与职业教育协同共生的发展范式。

2.欧陆国家主导模式

法国、比利时等国以强大的学校本位职业教育为特征，“职普比”中高。

以法国为代表的“学校本位与政府主导型”，通过国家构建的精密职业教育学校体系，规模化培养高质量技术人才。该模式的核心在于由国家构建并主导精密、统一的公立职业教育学校体系，以职业高中为主要载体，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模化、标准化培养。国家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RNCP），明确各等级职业能力标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认可度；实施以学校课程教学为主体、强制性企业实习为补充的培养路径，课程设置紧密对接新兴产业需求，并创新推行“共同干预”“杰作”等融合性教学模式，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府通过顶层设计、财政保障与教师队伍建设为体系运行提供坚实支撑，有效实现了职业教育在规模、质量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3.盎格鲁-撒克逊市场驱动模式

英国、加拿大等国，其“职普比”中等，在20%~40%区间内波动，体现了其在自由主义传统下，教育选择更多由市场和个人偏好驱动，职业教育在与高等教育的竞争中寻求动态平衡。

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引导与资格认证驱动型”，其灵活的课程体系与普职融合的资格框架，确保了培养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动态匹配。其核心机制在于以“资格与学分框架”（RQF）为纽带，实现职业资格与学历文凭的等值融通，构建了清晰的多路径成才体系。在运行上，英国形成了独特的“需求—供给”联动生态。一方面，由行业技能委员会主导制定与时俱进的“职业标准”，确保培训内容紧贴产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推行“学徒税”等制度，将培训经费和项目选择权直接交予雇主，形成了以雇主真实需求为核心的市场化驱动模式。同时，其享誉全球的BTEC、T-Level等职业资格证书体系，通过国家资格与考试监管办公室（Ofqual）的严格质量监管，确保了人才培养成果的国际公信力。这一以资格框架为引领、以雇主需求为动力、以质量监管为保障的体系，有效激发了教育机构与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4.东亚学历导向模式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典型代表，日本与韩国的表现尤为值得深究，文化惯性下其“职普比”相对低位。作为高收入经济体，两国的“职普比”显著低于本组的欧陆国家，甚至部分时期接近组内低位。这并非其职业教育体系质量不高，而是深受“学历主义”和“学术导向”这一强大的东亚文化惯性的制约。在高度重视普通大学入学考试的社会氛围中，职业教育发展客观上受到抑制，形成了其独特的高发展水平、相对低“职普比”的格局。以韩国名匠高中为例，韩国名匠高中是韩国政府为应对产业升级、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而设立的特色学校。名匠高中以培养战略产业（机械、电子、半导体、航空等）领域的“名匠”为目标，实行严格选拔与小班化教学（生师比低至5.62），课程由学校与三星、现代等企业共建，师资双向流动，实现教学与产业深度耦合。毕业生可经由在职教育等通道实现“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贯通发展。政府通过专项拨款、税收优惠与立法保障，构建起“政—校—企—军”四方协同的育人机制。

综上所述，高收入经济体的“职普比”格局表明，即便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文化偏好与制度选择依然是决定职业教育规模的关键变量。欧陆模式展现了制度设计对文化偏好的成功塑造，而东亚模式则体现了深层文化结构对政策效果的强大约束。

三、本土语境下“职普比”的融合创新与路径前瞻

基于国际比较视野与我国“职普比”发展的现实境况，相关政策的优化应构建一个能够支撑高质量发展、具有内生吸引力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为此，借鉴国际经验并立足本土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升技能人才薪酬与社会地位，夯实职业教育的社会分层稳定功能

职业教育的发展深度依赖于技能人才的经济回报与社会尊严。当前，我国技工收入相对偏低，是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关键症结。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需要职业教育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它为广大的中间阶层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能提升通道和体面生活的可能。若职业教育持续受损，将直接侵蚀这一阶层的上升路径，加剧社会焦虑。反之，若能通过制度设计，使技术技能人才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不低于普通白领的薪酬待遇与社会认可，则能有效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高收入国家的实践表明，稳定的职业教育体系与高技能收入水平，共同构成了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中等职业教育在维护社会结构稳定中扮演着“稳定器”的隐性功能不容忽视。一个过早将大量青少年导向劳动力市场却缺乏教育承接的体系，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风险。当前我国已具备主体升学功能的中等职业教育为部分青少年提供了关键的“教育缓冲期”，在提升其劳动素养、延缓就业压力、促进社会融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功能。因此，即便在数智化条件下，中职的规模虽可能优化，但其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安全网与社会稳定器的战略价值反而愈发凸显，其存续与发展是一个超越单纯经济效率的综合战略议题。

（二）立足高质量发展，确立与产业转轨适配的“职普比”合理区间

为支撑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战略转轨，必须维持一个与产业需求相匹配的、稳定的职业教育规模。德国等制造强国的发展历程证明，其稳定的高“职普比”与实体经济的强劲竞争力高度相关。与英美“服务主导”模式不同，德国并未舍弃制造业根基，而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前列的位置。因此，我国不能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应借鉴德国经验，将“职普比”调控目标与先进制造业及其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高级技能人才的长期需求深度绑定，以此作为人力资源配置的基准，确保国家产业链的完整性与安全性。因此可将“职普比”稳定在如35%~40%的区间，保障技能人才供给、优化劳动力配置。

现阶段，坚持相对稳定的职普比例，保持非断崖式的、渐进式动态变化，对保障技能人才供给、服务区域均衡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在政策设计上应坚决避免简单化的行政指令，可借鉴OECD国家的普遍经验，将“职普比”视为一个在合理区间内的动态平衡值。

（三）构建多元路径的中职学校分类体系，推动结构性改革

韩国名匠高中的实践为我国破解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发展路径单一等问题提供了启发。我国可着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构建功能清晰、路径贯通的多类型发展格局，具体分为三类：名匠高中—大国大匠预备学校（保送升学）、中国特色综合高中（参加普通高考）、中职学校（宽口径大专业—参加职教高考）。

第一类试点建设“名匠高中—大国工匠预备学校”，打造职业教育拔尖人才培养高地。可借鉴名匠高中模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遴选部分优质中职学校或设立特色班级，定位为精英化、小班化的技术领军人才摇篮。此类学校或班级应实行严格选拔，与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共建课程与师资，聚焦前沿技术技能，并建立保送机制，确保优秀毕业生能够无障碍进入职业本科或应用型大学深造，形成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连贯培养通道。

第二类明确中职学校主体功能，畅通“职教高考”主流路径与综合高中融通路径。对于面广量大的中职学校，应坚定其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体的定位，推动专业设置从“窄口径”向“宽口径大专业群”转变，夯实学生的通用技术能力与专业基础。

第三类鼓励发展中国特色的“综合高中”，提供普职融通课程，允许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在普通文化教育与职业预备教育之间灵活选择，既为普通高考做好准备，也为转向职教体系预留衔接通道，满足多样化发展需求。

（四）尊重“因材施教”个体差异，彰显职业教育的育人本质

从教育学与心理学视角审视，推动职普协调发展是尊重人类天赋多样性与认知规律的本质要求。个体在认知风格与学习优势上存在显著差异，相当一部分人更擅长通过动手实践来建构知识、发展能力。职业教育为这些不擅长学习抽象间接经验的学生，提供了一条更符合其天性与潜能的发展路径，是实现“因材施教”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它并非“次等选择”，而是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另一种成功的育人模式。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保障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与潜能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发展，这体现了教育公平的深层内涵和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价值观。

当前，中职办学条件与质量虽有提升，但距离“人民满意的教育”仍有差距。必须将“同等重要”的论断落到实处。在宣传引导方面，需要实施全方位、立体化的职业教育形象重塑工程。在社会参与方面，要建立健全职业体验制度，提高全民对世界技能大赛的关注度，打造“家校社”沉浸式体验通道。要推动职业院校面向中小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常态化开放实训场所，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职业体验项目，同时鼓励企业设立学生实习基地。

四、结论与讨论

（一）高收入国家实现高质量“职普比”的对标与借鉴

本研究对主要高收入国家高中阶段“职普比”的图景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发现其稳定的高比例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成熟的产业体系、制度化的校企合作、畅通的技能成才通道以及对技能人才予以系统性认可的社会共识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结果。以德国为代表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补发展的经济体，其“职普比”长期稳定在45%~50%，揭示了实体经济对技能人才的刚性需求是维持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基石。而英美等国即便在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下，其职业教育也呈现高度渗透与灵活衔接的特征。

这些国际经验表明，“职普比”的优化绝非简单的规模调控，而是一场关涉产业战略、技术变革与社会公平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基于对我国制造业强国战略下人力资源需求的研判，未来一段时期内将总体“职普比”稳定在35%~40%的合理区间是保障技能人才供给基础、支撑产业安全与创新发展的安全底线。

（二）“全球职普比平均数”参照的陷阱警惕

国际比较的要义绝非寻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黄金比例。恰恰相反，数据的跨国比较深刻地揭示出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解。

构建教育强国的国际方位，并不必然苛求于比较指标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而更需遵循能比、可比原则，精准选取同一赛道上的客观标志性指标，从而建立起以世界教育强国发展状态为参照的、可观察与可量化的坐标系。在这一宏观图景中，“职普比”是观测一国教育体系如何响应并塑造其经济社会需求的一个关键性结构指标。

“全球中等职业学生比例”不适合作为我国政策参照。经济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发达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一国的最佳“职普比”，本质上是其独特的经济产业结构和深厚的社会文化教育传统长期互动与协同演化的结果。任何脱离本国具体情境，盲目追求与全球平均值或某一特定国家看齐的决策，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亦是有害的。“全球中等职业学生比例”是将全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综合得出的，其中大量低收入经济体因产业结构单一、职业教育体系薄弱，其极低的“职普比”数据会显著拉低全球平均值。若将此平均值作为标杆，可能无法为我国作为全球最大且持续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前瞻性指引，甚至会反向抑制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经济转型与数智革命背景下我国“职普比”的战略调适

本研究系统描绘了高收入国家职普比的宏观图景，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照。然而，立足于我国经济转型与全球技术革命交汇的特定节点，“职普比”的讨论必须向前展望，直面更为根本的战略性问题。

产业目标的战略抉择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服务主导型高收入国家，其“职普比”低于以德国、瑞士为代表的制造业与服务均衡型国家。若我国未来的产业定位是迈向以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的英国模式，则当前“职普比”下滑或可被视为一种市场理性的超前反应，政策重点应在于大力发展面向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职业教育，并推动其向高中后阶段延伸。反之，若我国战略旨在维持并升级德国模式下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依托、共同促进的结构，那当前“职普比”的快速下滑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厘清我国中长期的产业战略定位是确定“职普比”合理区间的根本前提，这有待后续研究进行更深入的产业与教育互动的分析。

数智时代的技术革命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挑战。在数智化与人工智能加速渗透的时代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受到空前质疑。然而，技术革命并非简单地消灭中职，而是迫使其进行深刻的定位重构。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深入发展正在重塑工作世界和学习环境。在工作世界方面，数字技术作为工作工具融入专业实践，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催生强劲动力，改变了技能需求，要求个体掌握多样化的技术。在学习环境方面，数字技术已经融入教育的各个层面。中职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并非体现于传授固定、可被自动化替代的操作技能，而在于培养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理解技术逻辑、操作智能设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职业行动能力与人机协作素养，培养目标需从技能操作者转向智能协作者。这为学生在技术迭代中实现终身发展奠定了可迁移的基础。

（和震，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