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现实吁求。从“单极集聚”到“县城承载”，需要职业教育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从“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需要职业教育助力人的现代化；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需要职业教育推动城乡融合一体发展。县域职业教育在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其内在必然性：以培育人力资本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内生动力，以满足城镇居民需求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推动城乡融合惠及全体城乡居民。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人才流动阻滞、身份认同悬浮、人才培养脱嵌、文化传承断裂的现实困境，制约了县域职业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的效能。为了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县域职业教育要在基础性投资、融入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发展性投资四个环节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投资于人；县域职业教育；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

【引用格式】林克松，廖清扬.投资于人：县域职业教育何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8）：14-22.

县域是城乡融合的空间单元，也是理解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场域。县域职业教育作为县域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载体，直接关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城乡人力资本的有效激活。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有序促进人口向县城和中心镇合理集聚”。然而，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在长期“重物轻人”的发展惯性下，县域职业教育是否能够有效回应国家战略的时代吁求？现实回答并不乐观。当前县域职业教育陷入空间割裂、要素流失、产业脱节、治理滞后等多重结构性张力，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效能受到严重制约。

问题的核心由此浮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对县域职业教育提出了怎样的功能期待？县域职业教育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内在逻辑为何遭遇梗阻，其制度成因与结构约束何在？在“投资于人”的政策框架下，县域职业教育能否找到制度突破的可能路径？这些问题既是实践之困，亦是理论之问。为此，本研究以“投资于人”为方法论，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理性解析，为县域职业教育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兼具理论解释力与政策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亦为县域高质量发展与人的现代化提供学术镜鉴。

一、城镇化的“新型”意蕴及其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吁求

城镇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顺应发展规律的时代必然。以系统观念进行审视，城镇化的“新型”意蕴可从发展载体、核心导向与城乡关系三个维度予以解析。发展载体解决“在哪发展”的空间定位问题；核心导向解决“为谁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城乡关系解决“如何协同”的内在结构问题。

（一）从“单极集聚”到“县城承载”，需要职业教育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载体之“新”在于实现从“单极集聚”到“县城承载”的转变。在传统城镇化模式下，发展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单极集聚”格局。这在城镇化发展初期，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和提升县城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单极集聚”格局产生的中小城市与县城发展动力不足、县域人口外流、城乡结构失衡等弊端日益凸显，抑制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关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将县城作为发展载体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势所趋。

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联结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纽带，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在充分认识我国地域广阔、城乡差异显著的国情基础上，把县城置于城镇化体系的关键节点，不再以牺牲乡村发展为代价换取城市进步，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县城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发展载体之“新”需要职业教育根据国家对县城类型的划分，紧密锚定不同类别县城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逻辑，通过因类施策、因地制宜、因时调适的支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其塑造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二）从“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需要职业教育助力人的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导向之“新”在于实现从“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

“物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发展模式主要以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总量增长为发展逻辑，将城镇硬件规模扩张作为主要发展目标。“物的城镇化”虽然能够在城镇化初期弥补基础设施短板、拉动投资增长、扩大产业规模，为城镇化进程奠定初步物质基础，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社会融合机制滞后、人文价值关怀缺失等问题日益加剧，导致城镇发展与人的实际需求产生脱节，制约了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要求深刻揭示了从“物的城镇化”迈向“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人的城镇化”打破了单纯的地理迁移认知，不仅聚焦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流动过程，更注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权利保障、能力提升与精神融入，从而构建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镇，让新型城镇化成果惠及每一位居民。核心导向之“新”需要职业教育助力人的现代化，坚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首要任务，将增进城镇居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要发展目标。

（三）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需要职业教育推动城乡融合一体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城乡关系之“新”在于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凭借资源集聚优势虹吸农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城乡分割”的资源配置模式，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向城市和重工业领域，为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快速建立奠定了基础。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带来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城乡分割”格局所产生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不均等、要素流动受阻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抑制了乡村地区发展活力的释放，也限制了城市地区发展空间的拓展，与我国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新型城镇化遵循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在尊重城乡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差异基础上，将二者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同体，打破传统“中心—边缘”与“输出—输入”的发展模式，推动二者双向赋能，实现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基础设施共建。城乡关系之“新”需要职业教育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发展，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城乡格局，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二、县域职业教育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内在逻辑

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下，人力资本培育事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回应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城乡融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三者统一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构成“动力—目标—路径”逐层递进的逻辑体系。

（一）县域职业教育以培育人力资本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内生动力

新型城镇化要求县城成为人口和产业承载的平台，避免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这需要县城具备内生发展能力，而内生动力源于本地人力资本的优化和提升。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教育、培训等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从概念上看，人力资本聚焦对个体进行知识、技能、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激活并拓展其发展潜能。在这一过程中，县域职业教育正是个体能力增值的主要途径。

通过人口素质提升、学历结构优化，可以将人口资源有效转化为支撑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人才红利。从社会领域上看，县域职业教育有助于破解城乡人力资本存量差距明显、质量差距悬殊、流动性差的难题，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与系统化技能培训，能够打破城乡人力资本转化壁垒，助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而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融入。

县域职业教育参与人力资本积累、配置、再生产，可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在积累资本环节，通过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县域职业教育将县域劳动力人口转化为具有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人力资本，推动县域人口结构从“体力型”转向“技能型”，从“乡土身份”转为“市民身份”。

在配置资本环节，培养属地化技能人才，并为其提供就业创业指导服务，能显著增强本土就业市场的吸引力，引导人力资源在县域扎根，也为城市人才和技术资源下沉县域提供通道，促进人力资本在城乡产业与社会空间的流动与优化。

在再生产资本环节，通过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将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县域职业教育打造面向全体城乡劳动者的终身技能提升平台，持续提供技能提升、转岗培训、创业辅导等继续教育服务，将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纳入课程与教学，使县域产业升级与劳动者终身发展同频共振。总而言之，县域职业教育通过参与人力资本培育全过程，能够构建“育才—用才—优才”的人力资本培育路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内生动力。

（二）县域职业教育以满足城镇居民需求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城镇化更加关注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能力和个人素质的提升。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劳动能力、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还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的全方位发展。

新型城镇化注重完善公共服务、优化空间格局，促进人在生活需求、就业成长、社会参与等维度的全面发展，最终推动社会整体福祉提升、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意义上，县域职业教育需让个体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生活经验、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县域职业教育关照城镇居民多层次、全周期的成长需求，为城镇居民从生存保障到价值实现、从职业成长到生命完善提供持续支撑。

其一，统筹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物质层面，县域职业教育为当地人口提供技能培训，使其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与收入来源，满足劳动者对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进而巩固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在精神层面，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实现城乡居民精神世界的融合与发展。借助职业伦理熏陶与乡土文化传承，县域职业教育能够帮助来自乡村以及外来的新市民建立起对职业的尊严感、对城镇的归属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从而提升城镇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温度。

其二，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连续性支持。县域职业教育能够通过对全生命周期的连续投入，有效破解生命周期各阶段服务断层的难题。在青少年阶段，依托职业启蒙教育，提供劳动技能认知课程、职业规划指导，为其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在成年阶段，围绕当地产业需求组织实施技能培训，缓解劳动力职业成长支持不足的困境；在老年阶段，通过数字技能培训、康养知识普及等方式，有效回应老年人社会参与、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三）县域职业教育以推动城乡融合惠及全体城乡居民

新型城镇化要打破城乡分割的藩篱，促进资源和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一体的发展格局。县城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县域职业教育的发展根植于城乡长期共生并存的客观规律之中，应立足教育与技能的双重媒介，增强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二者功能衔接互补，将城乡共生的宏观必然性转化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微观可行性。

县域职业教育推动城乡融合惠及城乡全体居民的核心在于提升县城辐射能力，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一是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需要大量本土化、专业化的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县域职业教育通过培养道路维护、水利设施管理、数字网络运维等领域的专门人才，直接提升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与管护水平，推动城乡在供水、供热、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

二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县域职业教育通过紧密对接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重点公共服务领域需求，定向培养乡村全科医生、医技人员、幼儿教师等紧缺人才，有效弥补乡村公共服务的人力资源短板。同时，通过参与服务标准制定与质量评估，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在标准、管理与质量上逐步接轨，切实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均衡性，使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城乡居民。

三是赋能产业协同发展。县城与乡村在经济要素上各具禀赋优势，县域职业教育依托产教融合机制，能够有效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富民产业，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县城将资金、技术、市场优势与乡村的劳动力、土地、原料资源有机整合，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格局，从而为城乡居民创收增效。

三、县域职业教育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困境检视

尽管县域职业教育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取得一定成效，并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撑，但在“以人为本”的政策框架下，县域职业教育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人才流动阻滞、身份认同悬浮、人才培养脱嵌、文化传承断裂等结构性困境。

（一）人才流动阻滞：城乡人力资本互动性不够

县域职业教育作为涵养城乡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应促进城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然而，县域职业教育面临资源分布不均和办学定位偏离的困境，制约了其促进城乡人力资本互动的功能发挥。

其一，职业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失衡。县域职业教育存在办学层次局限、优质资源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师资力量薄弱、实训设备落后、课程体系陈旧，并普遍落后于城市。培养出的学生在技能水平与综合素质等方面难以满足城市产业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城乡之间人才输送呈现“低质量单向流动”的特点。同时，受资源供需错位、条块分割治理、财政支撑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城市优质高职资源难以下沉县域，阻碍城市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县域流通，进一步抑制城乡人力资本的互动与提升。

其二，职业教育办学定位发生偏离。县域职业教育应立足县域“城尾乡头”的区位特征，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县域产业升级需求。但部分县域职业教育盲目对标城市产业体系，过度侧重服务业与工业技能培训，忽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急需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这种供需错配导致城乡培养的人才呈现同质化特征，难以形成互补共生的劳动力市场。此外，县域社会长期存在“重普轻职”的认知观念。在这种思维定式下，一些县域职业教育简单套用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片面追求升学。学生通过升学渠道进入城市，并难以回流县域，加剧县域职业教育生源萎缩，进一步削弱其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能力。

（二）身份认同悬浮：农业转移人口适应性不足

新型城镇化要求实现城乡居民社会身份平等与基本权利共享。县域职业教育应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完成技能与身份同步转化，促进社会融合。然而，当前县域职业教育服务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短板。

一是服务对象单一化。在以升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下，县域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职学生。尤其是近年来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的推广，其学历教育功能被不断强化。在实践中，将大部分资源投向县域职校用于发展学历教育，农业转移人口被排除在外，未能针对其需求开展适配的技能培训。这不仅加深“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认知，也偏离了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应有定位。

二是培训功能弱化。一些县域职业教育的培训内容滞后于县域经济转型需要，忽视现代农业和县域新兴产业所需的规模化经营、新技术应用等能力的要求，导致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并获得稳定职业身份。同时，现有培训体系过于注重劳动力价值开发，缺乏对城镇生活规则、社区交往、公共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适应性培训，致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生活中易产生疏离感，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方式。此外，现代文明素养培育的缺失，也使个体在公共参与、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不足，进而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在精神层面完成市民化的身份跃迁。

（三）人才培养脱嵌：产教融合育人功能被弱化

新型城镇化要求县域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有效衔接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形成“产—城—教—人”四位一体的融合发展生态。但现实，县域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存在与区域结构脱嵌的现象，制约了产教融合服务新型城镇化的效能。

其一，人才培养与农业现代化需求脱节。在办学导向上，部分县域职业教育将办学重心转向职教高考与学历提升，而非面向农业农村培养实用人才，导致县域职业教育与农业产业需求失配，培养的人才难以扎根乡村、服务农业。在专业结构上，涉农专业设置不足且滞后。一些县域职业教育盲目开设热门非农专业，与县域主导产业严重脱嵌。即便开设涉农专业，但无法满足数字技术时代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缺乏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兴农业领域的课程更新，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转型需要。在培养目标上，未能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对新农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培养的劳动者缺乏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难以有效服务本地农业发展。

其二，产教融合相关利益主体缺乏互动性。县域产教融合涉及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多类利益主体，但彼此之间尚未形成权责清晰的互动结构，导致校企合作多停留在协议层面，缺乏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实习基地和师资共建，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脱节，协同育人成效不足。同时，县域层面缺少由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产教融合协调组织与长效运作机制，致使各方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产教融合育人功能被弱化。

（四）文化传承断裂：乡土文化育人功能边缘化

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精神内核，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调和城乡矛盾。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域职业教育应传承乡土文化、涵育现代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新型城镇化筑牢精神根基。然而，县域职业教育所承载的乡土文化育人功能在实践中正遭遇边缘化，加剧了文化传承的断裂。

一是育人取向趋于功利化。在效率主义导向下，部分县域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呈现鲜明功利色彩，评价指标明显偏向短期见效的技能培训，而将乡土文化传承视为缺乏直接经济回报的软任务。如此，本土技艺、方言民俗、地方历史等课程被大幅压缩或取消，人才培养出现工具化倾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相背离。

二是文化实践形式化。部分县域职业教育将文化活动作为应对考核或营造形象的仪式性点缀，使文化教育沦为表面工程，难以激发学生内在情感与引发价值认同，无法实现传统文化内核的真正传递。

三是传承内容停留于浅表化。当前乡土文化教育多局限于知识性介绍与体验性观光层面。教学内容仅是对本土文化要素的碎片化陈列，疏于阐释其背后的历史脉络和价值内涵。

四是实施路径呈现碎片化。县域职校作为县域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其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实践活动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未能构建跨学科、贯通式的教学体系。同时，县域职校与文化场馆、非遗传承人之间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难以实现资源共享。

四、县域职业教育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实践路向

投资于人是一项关涉个体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工程，其内涵丰富、覆盖面广。遵循人的发展规律，依次涵盖解决发展前提、促进社会适应、激发个体潜能、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四个环节层层递进、缺一不可。为此，要从基础性投资、融入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发展性投资四个环节实现投资于人在县域职业教育的应用，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一）基础性投资：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促进城乡人力资本互动

任何发展都必须始于机会的平等和基本能力的具备，基础性投资是县域职业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支撑。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流动是城乡要素流动的最直观体现。因此，县域职业教育应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促进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有序互动。

首先，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资源布局。县域职业教育需坚持以人的发展需求与县城功能定位为导向，推动教育资源差异化配置。在大城市周边县城，侧重培养产业承接所需的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在专业功能县城，聚焦培养支撑特色产业的技能人才；在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做强涉农专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培养绿色技能人才；在人口流失县城，锚定资源整合的目标，举办少而精的职业教育。通过构建“一县一策”分类发展的职教发展格局，不仅服务于乡村人口向县城集聚的就业需求，也面向返乡人员与在乡农民提供技能提升通道，为城乡人力资本的良性互动奠定空间基础。

其次，要推动资源下沉，搭建成长阶梯。推动优质高职资源下沉县域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举措。县域职业教育要将高职教育资源延伸至县域，进一步拓展城乡人口的能力提升空间与发展机遇。一方面，县域职业教育要积极引入优质高职资源，通过合作办学、设立分校或办学点等方式，实施“3+2”中高职贯通、“3+4”中职本科衔接等模式，为县域学生开辟稳定、便捷的学历提升通道；另一方面，依托下沉的优质资源与数字化平台，面向成人学习者广泛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与技能认证项目，尤其为早年外出、具备经验的技能人才提供学历提升与能力认证的回流通道。

最后，要凝聚多元合力，构建协同格局。基础性投资要求通过机制创新整合多方资源。县域职业教育既要主动承接政府劳动力转移培训、技能提升等公共项目，重点覆盖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等群体；也要深入参与行业组织，共同制定人才标准，确保培养内容与产业迭代同行共向；同时，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与培训方案，针对城乡劳动者的不同阶段需求，提供从技能提升到技能转型升级的持续服务。此外，健全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评价考核机制，确保多方合作始终围绕城乡人力资本提升与互动这一目标，使县域职业教育成为城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的桥梁。

（二）融入性投资：提升农业转移人口适应性，强化社会身份认同

人的城镇化注重城镇居民，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身份与心理认同上深度融入城镇的过程。融入性投资是农业转移人口完成身份建构的关键环节，县域职业教育应聚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现代文明素质三个方面，提升农业转移人口适应性，使其有效融入城镇生活。

在生产性融入层面，县域职业教育应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对接现代经济体系的端口。一方面，推动生产思维向现代发展理念转变。通过课程与实训，引导劳动者超越传统小农观念，建立集约化、市场化、标准化的现代产业认知；另一方面，实施精准技能投资，对转入二、三产业的群体，重点培训非农领域的标准化操作、工艺流程与质量规范，使其融入城镇就业体系，对留守或从事现代农业的群体，则着力传授与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信息服务相关的智慧农业技能，助力其成为高素质的新农人。

在生活性融入层面，县域职业教育需将公共服务延伸至生活场景，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平稳过渡。首先，提供基础性生活知识普及。针对不同群体开设模块化课程，内容涵盖交通出行、社区服务使用、社保医疗办理及数字生活应用等。其次，组织情境化社会体验活动。联合文旅、卫健、体育等相关部门，让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图书馆、体育馆等场所开展体验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化解对城镇生活陌生感与疏离感。最后，开展居住规划引导。通过政策解读与住房申请指导，帮助其根据自身情况理性选择适宜的居住方式，为其融入城镇生活增强归属感。

在素养性融入层面，县域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现代文明素质与市民身份认同。素养性融入是融入性投资中更深层的育人投资，关乎农业转移人口长远发展与社会和谐。一是法治素养培育，围绕欠薪维权、劳动合同、居住权益等现实问题开发案例化课程，提升其依法维权与守法的能力。二是公共卫生与健康素养培育，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其养成文明生活习惯。三是公共意识与社会参与能力培育，通过组织与鼓励参与文体活动、社区服务等，在实践中习得公共礼仪，使其内在素质与城镇文明要求相融合，从心理层面认同并内化新市民身份。

（三）生产性投资：夯实新型城镇化产业根基，提高产教融合育人功能

县域经济以行政区划为界，形成“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空间格局，服务于县域居民，与本地地理区位、历史人文、资源禀赋深度绑定。县域产业作为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涵盖一二三产业，携带“三农”基因，在城乡融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县域职业教育要以县域产业为切口，通过产教融合进行生产性投资，将个体的潜在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扎实的人力资本支撑。

在纵向融合上，投资于产业链延伸所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县域富民产业根植县域特色资源，具有包容就业、联农带农的特征，既能拓展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空间、拓宽增收渠道，又能破解县域产业用工短缺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难的难题，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重要支撑。县域职业教育应主动对接县域富民产业的纵向延伸需求，聚焦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管理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开设对应专业与模块化课程，并与本地龙头企业建立联动机制，将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标准、管理规范融入教学大纲与实训环节，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同时，面向县域内现有农村劳动力、返乡青年等群体，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定向技能培训，着重提升其在产品深加工、标准化生产、电商运营等方面的实操能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专业化人力资本。

在横向融合上，投资于产业功能拓展所需的复合型人力资本。县域职业教育应顺应农业与文旅、康养、社区服务等产业的融合趋势，构建“校区—园区—社区”三位一体的产教融合平台，侧重于培养劳动者的跨界整合与创新能力，使人力资本能够驱动产业融合与城镇内涵式发展，推动教育链、产业链与城镇功能深度对接。

一是开设融合性专业，如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文化创意与策划、健康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社区方向）等，培养服务新业态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吸引多元主体入驻，联合政府、行业、企业、社区机构共同开发研学体验、田园康养、文创产品等项目，使平台成为新业态孵化的基地。三是赋能城镇功能与治理，面向城镇运行开展技能培训，培养懂技术、善管理、能服务的技能人才，助力城镇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与社区文化的改善和提升。

（四）发展性投资：传承县域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全人群全周期育人体系

文化投资本质上是对“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价值培育。文化投资作为发展性投资的主要形式，事关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县域职业教育需结合县域的语境，秉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增进城镇居民福祉，提升其生活品质。

县域职业教育的一端要连接传统，筑牢城乡融合的文化认同根基。县域文化作为贯穿城乡发展的精神纽带，具有社会认同整合功能。为此，县域职业教育要深挖本地非遗技艺、传统民俗、农耕文明、红色文化等资源，将其转化为特色课程与实践项目。

例如，面向乡村居民开设传统手工艺制作、民俗礼仪传承等课程，促进本土文化的活态传承；面向城镇居民及新市民，开展县域文化研学、地方历史讲解等活动，增进其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化解城乡文化隔阂。此外，联合地方文化部门、非遗传承人共建实训基地与工坊，组织技艺展演、节庆策划等实践活动，使城乡居民在身临其境的实践中深化文化归属，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

县域职业教育的另一端要对接未来，构建全人群全周期的育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县域职业教育要优先满足“一老一小”的现实需求。面向“一小”开展职业启蒙与劳动教育，联合中小学开设“职业体验日”“工匠课堂”，组织农业科普、手工制作等实践活动，开发符合其年龄特点的乡土文化、安全教育、生活技能等公益课程。

面向“一老”开发“银发技能”与康养服务，开设老年健康管理、慢性病护理、智能设备使用等课程，提升老年人自我照护的能力；并为有经验、有技艺的退休人员开设“大师工作室”，传播地方戏曲、传统手工艺、农耕技艺，使其成为乡土文化传承者。

同时，县域职业教育要发挥社会兜底功能，为农民工、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定制化技能培训与文化融入支持，并纳入与卫健、人社、民政等部门协同的县域现代育人体系，为城镇居民提供从教育、就业到养老的连续性支持。

（林克松，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