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后工业时代发达国家应对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的普遍趋势，但是它既关乎时机，也讲究策略。聚焦于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起步阶段的优先发展顺序，引入比较政治学中“技能形成体系分类矩阵”，从产业、区域与承载机构三个维度展开国际比较。从产业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起步阶段的职业本科大多采取与传统大学错位竞争的策略，优先发展传统大学供给不足的领域；从区域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各国共同趋势是去中心化和地方化；从承载机构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分为“自由竞争型”与“宏观控制型”两大阵营。这为我国当前精准匹配产业基础、稳步探索高水平职业教育本科建设提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借鉴。

【关键词】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比较研究；发展顺序；优先策略

【引用格式】邵一民，匡瑛.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起步阶段优先发展顺序的国际比较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10）：41-49+78.

当前，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向中高端转型以及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历史节点。稳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成为中国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深化落实，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已从“试点探索”迈向“稳步扩容”的新阶段。

然而，面对庞大的经济转型需求与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我国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个核心的战略问题，即资源是有限的，不同产业领域、不同区域哪些应优先布局和升格，这种“优先发展顺序”的选择，不仅关乎教育资源的分配效率，更关乎职业本科教育能否适配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诉求，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真正建立起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既关乎时机（Timing），也讲究策略（Strategy），两者共同构成了理解后工业时代全球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变迁的基本维度。从时机看，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普遍诞生于后工业化时代，这可以视为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客观需要。无论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欧美，还是后发赶超的日韩，都在不同时期拥抱了“职业教育高等化”的选择。

此外，经济史表明每次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期，都会出现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增加，中技能劳动者减少的现象，即所谓的“就业极化”现象。一般认为，当大学不再满足于中间层次的技能培养，且雇主日益提高准入门槛时，职业院校发展本科教育的时机便成熟了。从策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其历史条件进行“真空”式的改革。

正如凯瑟琳·塞伦（Kathleen Thelen）在其经典著作《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中所揭示的，各国在应对新的技能挑战时，往往不会把原有的教育制度推翻重来，而是基于既有的制度轨迹进行渐进式演变。历史地看，尽管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在一定阶段都走向了高等化，但面对庞大的经济转型需求与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起步阶段选择不同优先发展顺序，哪些因素决定或者影响了它们的选择？这仍有待中观和宏观的探索。

有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起步阶段的优先发展顺序，引入比较政治学中“技能形成体系分类矩阵”，从产业、空间区域与承载机构三个维度展开国际比较，以期为中国在新经济形势下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提供借鉴。

具体来说，布塞迈耶（Busemeyer）和特拉姆普施（Trampusch）基于企业和国家在职前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即投入与参与程度），将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大致划分为四类（表1）：①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其特点是企业和国家参与程度都很低，接受职业教育基本属于个人行为；②以德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体制，它的特点是国家和企业在职前培训中参与度都非常高；③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分割主义体制，企业投入水平高但国家投入水平低，高度依赖大型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④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以芬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为代表，特点是国家投入高，企业投入低。

一、产业维度：哪些行业最先出现职业本科？

全球范围内职业本科教育与产业发展有难分难解的关系。在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中，劳动力自由流动/跳槽的成本极低，企业之间挖人现象也更普遍，劳动力市场呈现高度流动性。这使得企业更倾向于直接从劳动力市场获取劳动力，缺乏意愿承担长周期的技能型人才的培训。长期来看，这导致在技术迭代或社会需求骤增的领域极易出现严重的技能短缺。

北美自由主义国家职业本科起步阶段最核心、规模最大的驱动力是大健康与护理产业。以美国为例，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集中步入老龄化，医疗系统面临崩溃边缘。面对日益复杂的重症监护仪器与电子医疗记录系统，传统的由社区学院提供的“护理学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 in Nursing）已难以胜任岗位要求。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在2010年发布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报告《护理的未来》（The Future of Nursing），强烈呼吁到2020年必须将拥有“护理学理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的护士比例提升至80%。

在此政策下，佛罗里达州、华盛顿州等率先通过州级立法，赋予社区学院大规模开设“注册护士升本”（Registered Nurse to 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项目的合法权利。同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汉博应用技术与高等技术学院（Humber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Technology）于21世纪初首批获准颁发应用本科学位时，同样将护理学和急救辅助医疗置于优先地位。综上，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下的职业本科教育最先诞生于那些传统研究型大学响应迟缓且企业无力自发调节的公共健康与现代服务业领域。

除了应对公共健康危机，自由主义体制下的职业本科也率先在数字技术与现代服务业出现。事实上，在缺乏国家对实体产业进行大规模财政补贴的市场环境中，基层职业院校更倾向于发展低设备投入、高就业回报的专业。例如，英国政府在2015年左右大力推行“学位学徒制”（Degree Apprenticeships），其首批且最受企业欢迎的专业高度集中在“数字与技术解决方案”和“特许管理”（Chartered Management）领域。

在澳大利亚，《布拉德利报告》（Bradley Review of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出台后，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stitutes，TAFE）获批独立开设本科学位，酒店管理、幼儿教育和网络安全成为这一阶段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发展的首选。由于自由市场中高等教育学费高昂，学生对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极其敏感，新兴服务业恰好更能在短期内将个人教育投资转化为人力资本，因此备受青年群体的青睐。

与自由放任的英美模式截然不同，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集体主义体制拥有强大的行业协会和法团主义（Corporatism）传统。其职业本科起步阶段的优先发展顺序，是国家政府与行会组织（工会、雇主协会）协商之下的结果，旨在知识经济时代巩固和发展工业化进程中的比较优势。在德国和荷兰，其职业本科起步时的比较优势体现为精密制造与地方优势产业。例如，德国“双元制大学”起步阶段聚焦汽车制造、机械工程、精密化工为核心的实体产业，响应小微企业的用工需求。荷兰的应用科学大学（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在起步阶段的产业选择，充分对接荷兰政府的“顶尖部门战略”（Top Sector Approach）。例如，围绕恩智浦半导体（NXP Semiconductors）和阿斯麦（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Lithography，ASML）所在的埃因霍温“智慧港”（Brainport Eindhoven），当地的方提斯应用科学大学优先开设精密制造等专门化工程学士项目。

相比之下，属于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丹麦，将其优先发展的产业深度整合进了社会福利与师范专业之中。丹麦在2007年启动的高等教育大重组中设立了“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s），专门提供“专业学士学位”（Professional Bachelor's Degree）。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并非冷冰冰的机器制造，而是维系北欧模式运转的福利型公共职业（Welfare Professions），包括临床护理、社会工作和中小学师范教育。丹麦政府运用数学模型准确测定维持各市镇福利系统运转所需的高级社会工作者数量，以此作为平衡职业本科教育资源的科学依据。

日本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起步阶段在产业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表现出一种应对外部危机（全球化、超级老龄化等）的迟到反应。总体上，日本作为分割主义体制的典型代表，其职业教育长期由大型企业主导。二战后，三菱商社（Mitsubishi）、三井商社（Mitsui）等日本大型财团长期依赖招收顶尖研究型大学毕业生进行“企业内轮岗培训”，职业晋升依赖“年功序列”制度，这无形中削弱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声望。历史上，日本的职业教育高等化长期受到压抑，直到2019年日本政府才设立“专门职大学”（Professional and Vocational Universities）。

然而，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超级老龄化，旧有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解体，迫使日本首批获批的职业本科专业呈现出一定的“极化”特征，即高技能与低技能相关专业增加，而中等技能相关专业减少。一方面，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类专业的就业率和工资回报同时上升。为此，日本政府在专门职大学发展初期聚焦新兴数字技术与内容产业；与此同时，日本作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介护（养老护理）人才长期处于缺口状态，日本政府试图用“本科化”的手段提升介护行业的社会声望，以吸引年轻人进入该产业，如以“高知康复专门职大学”（Kochi Professional University of Rehabilitation）为代表的医疗福祉类院校占据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替代了大量常规性、重复性的中端技能岗位，为避免毕业生遭遇“技术性失业”，日本政府主动缩减中等技能相关专业的规模。

二、城市/区域维度：哪些地方优先建立职业本科？

关于在哪些地方优先建立职业本科的问题，本质是处理“大学—区域”之间广泛且深远的互动关系。从区域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各国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起步阶段的发展选择具有相似性，即去中心化和地方化。在美国，拥有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等学术高地的马萨诸塞州对社区学院升本格外警惕；相反，最积极推动社区学院提供应用学士学位的恰恰是缺乏足够公立研究型大学支撑的州。

例如，佛罗里达州在2001年立法允许圣彼得堡学院（St.Petersburg College）升本，致力于为当地庞大的老龄化退休社区就近培养高层次护士；华盛顿州则允许贝尔维尤学院（Bellevue College）提供本科学位，满足波音公司（Boeing）和微软（Microsoft）的数据技术外包需求。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育政策明确向乡村和城郊倾斜，赋予北部偏远地区的应用艺术与技术学院（Colleges of Applied Arts and Technology）本科学位授予权，使其成为留住偏远城镇青年人口、防止其向中心城市单向流失的重要举措。

英国2020年首批开设T-Level的40余所院校并未扎堆于伦敦或东南部等传统学术精英富集区，而是大量下沉至英格兰中北部（如大曼彻斯特、西约克郡）及西南沿海等前工业衰退区域。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配套了具有地方补偿性质的“T-Level基金”（T-Level Capital Fund），用于翻新实训车间和购买先进设备。2022年，英国政府发布《区域升级白皮书》（Levelling Up the United Kingdom White Paper）明确指出要缩小伦敦/东南部与中北部地区在生产力和技能上的差距。

从历史来看，英国1992年通过《继续和高等教育法》（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将大批多科技术学院（Polytechnics）升格为新大学（New Universities）。从城市/区域地理分布的角度看，这些新大学（如，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主要坐落于英格兰中北部前工业区，即“铁锈地带”（Rust Belt）。这些大学通过提供贴近市场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衰退工业重镇向现代商业服务业转型的核心经济引擎。在澳大利亚，率先实现职业教育高等化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往往肩负着振兴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广袤农业和矿业腹地的重任。由于生源密度低且利润微薄，传统精英大学不愿涉足这些区域，“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获批本科学位一定程度成为澳大利亚在偏远地区维持高等教育参与率的社会“稳定器”。

在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下，职业院校的空间布局不追求自由市场下的盲目扩张或绝对的地理均衡性，而是严格遵循经济地理学中的“地理邻近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聚焦实体的产业集群。德国双元制大学的选址堪称工业空间布局的典范，它们刻意避免了向柏林或慕尼黑等大都会的过度集中，而是散落在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的数百个二三线中小城镇。这些城镇正是德国数以万计的“隐形冠军企业”（Mittelstand）的所在地。

以德国第一所双元制大学——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Duale Hochschule Baden-Württemberg）为例，它在建立之初就没有选择将资源集中在州府斯图加特的中心城区，而是采取了类似美国州立大学系统的“中心校区+地方分校”的分布式结构。目前，该校在全州设有9个分校区，散布在海登海姆、罗拉赫等二三线城市。荷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应用科学大学大规模重组中，政府严格限制教育资源向兰斯塔德大都市区（Randstad）过度集中，将优质的农业技术本科布局在国家东部。

在“国家投入高、企业投入低”的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下，由于企业不承担主要的培训责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空间布局更依赖于国家干预。例如，丹麦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区，并在每个非首都大区设立大型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s），确保任何一个最偏远市镇的公立医院和学校，都能在其方圆50公里的通勤范围内获得高质量专业学士的补充，以此从空间地理上捍卫全国均等化的高福利服务承诺。换言之，丹麦大学学院选址无须像德国那样紧贴工厂，而是更侧重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衡性。

日本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历史背景与人口分布失衡与偏远地区的经济衰退紧密相关。21世纪以来，每年大量地方县市的高中毕业生为了追逐高声望的传统大学而涌入东京都会圈。日本文部科学省（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2019年推出“专门职大学”时，直接将其作为实施“地方创生”（Regional Revitalization）战略的核心行动，以此对抗“东京一极集中”的社会病理现象（当时东京总人口达3700万，也因此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在审批初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对试图设立在东京都区部的申请予以严苛限制，反而对地方政府联合当地特色企业出资设立的申请给予极大优待。例如，首批获准的“静冈县立农林环境专门职大学”（Shizuoka Profession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正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紧密围绕当地特色农业量身定制的。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在非首都圈设立具有高含金量和产业特征鲜明的职业本科，配合当地企业的优先录用承诺，以此减缓地方青年向东京的单向流失。

三、承载机构维度：什么样的机构率先升格职业本科？

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起步阶段，政府选择什么样的院校赋予其新的身份，这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对于职业教育高等化路径的规划和思考。一方面，不论哪些机构率先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都意味着政府从法律层面赋予这些机构授予新型学士学位的合法性（Legitimacy）。另一方面，那些在起步阶段占得先机，并优先发展的学校/机构，是竞争性的还是妥协性的亦有不同。或者说，何种资质或特征的学校能率先脱颖而出？受到哪些制度性力量（政府/市场）的牵引？

总体上看，承载机构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自由竞争型，往往体现为政府通过分权赋予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在教育市场中向上竞争的自由，体现自然演变的逻辑。与此同时，起步阶段政府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也使得这些学校容易在升格后发生“学术漂移”或者趋同。二是宏观控制型，通过国家力量使新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机构在社会声望与资源获取上真正与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传统大学相抗衡，同时严格控制学校的总量。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机构的大规模合并与结构调整更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来完成。

在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下，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强力统筹，职业本科的起步主要表现为存量院校在市场需求驱动下的“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且最先破局的往往是那些深耕地方、拥有庞大基础生源的基层综合性职业院校。

在美国，承担这一历史角色的是“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s）。这些原本仅被授权提供两年制副学士学位的基础院校，通过联合地方行业雇主向州立法机构持续游说，获得颁发“应用理学学士”（Bachelor of Applied Science）的特许资格。在加拿大，应用型公立理工大学（或称技术学院），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理工学院（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通过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证明其特定技术专业的课程深度已实质性超越传统大学，从而逐步争取到四年制本科学位的授予权。

这种学校自由竞争的模式，曾在英国历史上引发大规模的“学术漂移”。英国政府于1992年通过《继续和高等教育法》将多科技术学院以及部分独立机构整体更名为大学，随着时间发展，这些学校或多或少均发生了“学术漂移”。后来英国政府吸取这一历史教训，近年来并未恢复传统的双轨制专设学校，而是创新性地确立了以T-Level课程为前置基础，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力推行“学位学徒制”（Degree Apprenticeships）。这种模式下，提供职业本科学位的主体由普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行业雇主共同组成。

在澳大利亚，《布拉德利报告》（Bradley Review of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出台后，政府允许部分实力最雄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stitutes）注册为高等教育提供者。可以看出，自由市场机制下的升格，本质上是赋予基层学校在教育市场中向上升格的自由，但这也使得学校极易在升格后发生“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逐渐向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评价体系靠拢。简言之，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职业本科教育的起步阶段，通过一定程度的分权赋予职业教育机构在教育市场中向上竞争的自由，使有竞争力的院校率先突破本科的屏障。

相较于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系宽松、开放的策略，德国、荷兰等集体主义体制在职业本科发展的起步阶段选择学校则要谨慎得多。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中，国家干预的能力与行业协会的约束性更强，国家宏观调控也更为普遍。例如，德国在“双元制大学”（Duales Studium）设立初期，为了防止新升格的学校偏离职业属性，法律为其设置了严格的标准：明确禁止其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强制要求所有新聘教授必须具备至少5年以上的企业界实务管理或研发经验。随着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的推进，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于2009年正式转型为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并引入学士学位。

德国的双元制传统（Duale Ausbildung/Berufsausbildung）使得大型企业和商会直接参与了学位课程的设置。时至今日，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的双元制学士学位课程中，超过60%的学生集中在电气工程、机械制造和企业经济学领域。此外，荷兰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将全国近400所规模较小、层次偏低的职业专科学校，兼并压缩成约40余所规模庞大、多学科交叉的应用科学大学；1986年《高等职业教育法案》确立了这些学校与普通大学同等的法律地位，且这些学校只有达到政府规定的办学规模，才被允许颁发本科学士学位。

“大规模合并”的逻辑同样在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芬兰、丹麦等）中有所体现。丹麦在2007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策略中，政府将全国100多所分散的护理、工程、师范类中小型学院合并为几所体量巨大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s）。综合来看，在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中，由于职业教育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国家公共财政，国家干预显得更为顺畅自然。换言之，此类政府更有能力和意愿通过国家力量进行资源整合，使新型职业本科教育机构在社会声望与资源获取上真正与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传统大学相抗衡。

较为特殊的是，日本作为率先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达经济体，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起步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反而要晚得多，且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于职业院校升本的态度极度克制与保守。一方面，作为泛儒家文化圈的一员，日本社会内部拥有根深蒂固的学历等级与尊卑观念，职业教育高等化长期受到压抑；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日本社会经历所谓“失去的三十年”——经济低增长、通缩与资产负债表衰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消费投资意愿低迷以及企业制造业外流，削弱社会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诉求。

在此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对首批获准升格为“专门职大学”（Professional and Vocational Universities）的机构设立严格的准入标准，优先批准的学校主要为两类：一是长期深耕单一技术领域且在劳动力市场已拥有极高就业声誉的顶尖“专门学校” （Vocational Training Colleges）；二是由大型财团或行业商会出资新建的学校。为了确保职业本科的含金量，日本政府为“专门职大学”设定了极高的准入门槛，例如，强制规定学校必须有40%以上的专任教师具备“实务家教员”（Practitioner Teachers）资格，且学生必须在合作企业完成至少600小时以上的长期实习。这种做法不追求大规模的学校升格，而是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企业背书，塑造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性和稀缺性。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发现，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职业本科起步阶段的优先发展顺序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诉求与制度特征。从产业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各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起步阶段大多采取与传统大学错位竞争的策略，优先发展传统大学供给不足的领域；从区域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各国共同趋势是去中心化和地方化；从承载机构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分为“自由竞争型”与“宏观控制型”两大阵营。上述发现为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提供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启示。

（一）结论

其一，从产业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职业本科并非为了与传统大学全面竞争，而是采取错位竞争的方式，面向社会急需且传统大学供给不足的领域（如农业、护理）。各国在决定“哪些行业先办本科”时，可分为两大发展逻辑：一是市场需求驱动型，主要存在于强调自由竞争的技能形成体制中，优先聚焦于传统大学响应迟缓的新兴现代服务业，以及社会需求爆发但企业无力自发调节的公共健康与护理产业，以快速弥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断层；二是国家战略主导型，主要存在于强统筹的技能形成体制中，国家优先将职业本科布局在工程制造、前沿交叉科技或国家福利网络等领域。这种优先发展策略的优势在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在知识经济与老龄化时代的“比较制度优势”，并通过满足地方经济的特定痛点，获得合法性与国家财政支持。

其二，从区域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各国发展的选择具有相似性，即去中心化和地方化。空间布局绝非教育资源的自然扩散，而是国家机器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等问题的干预手段。与传统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大多盘踞在全球化的一线都会圈不同，发达国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起步阶段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特征。其核心在于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聚焦非中心城市、二三线工业区或实体产业集群周边，使其成为阻断青年人口流失、振兴地方经济的地缘支撑点。

其三，从承载机构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赋予新型学位合法性的路径截然不同，分化为“自由竞争型”与“宏观控制型”两大阵营：“自由竞争型”，往往体现为政府通过分权赋予基层学校在教育市场中向上竞争的自由，实力雄厚的院校（如，社区学院、技术学院）脱颖而出，但与此同时，起步阶段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也使得这些学校极易在升格后发生“学术漂移”；“宏观控制型”，通过国家力量使新型职业本科教育机构在社会声望与资源获取上真正与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传统大学相抗衡，这类国家在规模上严格控制学校的总量，同时在准入标准上设置极其严格的门槛，塑造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性和稀缺性。

（二）启示

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起步阶段优先发展顺序为我国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了政治经济学启示，即职业本科的建设必须精准匹配我国的产业特征与区域结构，在制度设计层面构建起坚实的“技能—产业—社会”协同发展网络。立足全球看中国，在劳动力高度流动、工资差异极大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在动力是破局的关键。

从产业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优先发展传统大学供给不足的领域、开展错位竞争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起步阶段的有力举措。历史地看，这与后工业化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基本特征紧密相关。发达国家在完成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后，服务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口全面超越制造业（第二产业）及农业（第一产业），这一时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用工需求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职业本科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依托稳固的校企协作。

我国当前面临着劳动力市场高度流动、不同行业与企业间工资差异极大的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并构建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本科教育的内在动力，成为破局的关键。一方面，应优先在国家具有强掌控力且对技能型劳动力需求极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航空航天、集成电路）中进行升本试点，通过国家重大工程的产业链来锁定就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必须出台实质性的税收减免与“产教融合型企业”专项财政补贴制度，将企业参与办学的巨大成本予以补偿或成本分摊，从而在高度流动的市场中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校企利益共同体。

从区域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职业本科的选址应尽可能遵循“地理邻近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只有物理空间上的高度贴近，才能实现产教资源的有效转化，真正发挥振兴地方县域经济的作用。从国际比较看，相比于传统的学术型顶尖大学大多盘踞在全球化的核心都市圈，发达国家职业本科的起步选址往往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下沉”与“逆中心化”特征。

当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动失衡，大量中西部省份和三四线制造业重镇的青年人才单向涌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导致地方实体产业和劳动力市场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我国在审批和布局职业本科院校时，应该尽量避免扎堆省会与中心城市，将职业本科下沉至有产业基础的县域。从区位来说，本科层次院校可进一步下沉至长三角、珠三角的二三线制造业重镇（如苏州、东莞、佛山等）。其核心逻辑在于建立在地化的技能形成体系，通过在制造业集中地区设立高质量的职业本科，配合地方政府出台专项落户与住房补贴政策，将大量潜在的流失人口转化为本地的技能型就业；也可纳入区域发展战略，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人口虹吸效应。

从承载机构维度的优先发展顺序看，我国提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类型教育”，要落实这一宏大命题，新建的职业本科院校必须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国际经验表明，如果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如英美体制），院校在升本后极易发生致命的“学术漂移”，即为了追逐传统的社会地位，转而在课程设置和师资招聘上盲目模仿研究型大学，最终淡化职业教育本色。

此外，与日韩类似，中国社会拥有根深蒂固的学历等级观念与“普职分层”偏见。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我国探索高水平职业院校升格本科可借鉴类似日本和德国的“宏观控制与严苛准入”模式。更确切地说，在起步阶段国家应只允许极少数在国家“双高计划”院校中具有绝对实力且在特定产业界拥有极高口碑的顶尖专科院校进行升格试点。在准入门槛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应强制规定职业本科的专任教师中必须有极高比例的“双师型”企业一线专家，强制要求核心课程必须在企业真实生产线中完成。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严格筛选与院校数量控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才能在文凭社会的重重锁链中，重塑以“大国工匠”为内核的高声望文凭，真正确立职业本科作为独立教育类型的尊严与合法性。

（邵一民，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