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成熟的核心标志，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战略任务。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以话语本体、实践场域、主体互动为研究边界，可形成由历史发生、结构构成、实践功能、权力治理、价值文化五向度整合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其核心话语群围绕类型定位、办学模式、教师资源、教学范式、评价体系、价值目标等主题展开。面向未来，应坚持理论原创以夯实思想底座、扎根实践沃土以激活源头活水、融通大小逻辑以彰显价值内核、凝聚多元合力以形成共建格局、强化数字赋能以构建智慧生态、推进国际转译以增强对外传播，提升话语体系的学理性、规范性、传播力与国际话语权，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提供话语支撑。

【关键词】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理论框架

【引用格式】和 震，韩 通，黄伊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建构理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13）：25-34.

一、问题缘起：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自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任务。其中，话语体系是一个学科领域知识成熟度、理论自觉性与实践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它并非简单的术语集合，而是由核心概念、理论范式、价值理念与表达规则构成的、具有内在生成与演化逻辑的复杂符号系统与知识生产机制。

作为思想体系走向公众、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出场”形态，话语体系承载着思想交流、价值引领与国际认同的深层功能，标志着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否具备了“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道理”的能力，是否实现从“被言说”到“自我言说”、从“局部参与”到“引领议程”的转变。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重要学术领域拥有自主的话语体系，就难以真正掌握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动权。

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独立教育类型，是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基础工程。

中国职业教育在拥有14亿多人口、7亿多劳动力、2亿多技能劳动者的大国中展开，其规模之大、场景之丰富、制度创新之活跃，是人类教育史上罕见的实践样本。其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国家话语能力在教育领域的关键彰显，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的理论成熟度、实践引领力与国际话语权。

从学术脉络来看，话语研究自语言哲学发端，经批判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知识社会学等多学科交融，逐步形成了关照文本、实践、权力、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传统。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社会符号系统，强调其在概念、人际与语篇三大元功能中的作用，为话语分析提供了精密的语法工具；费尔克拉夫提出“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了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互构；福柯的“话语即权力”阐明了知识、真理与主体建构如何被特定话语秩序所形塑，权力并非外在于话语的压制力量，而是内在于话语的生产机制；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则关注话语生产者的位置与资本构成。

西方职业教育研究依托其制度场景与文化土壤，形成了“双元制”“行动导向”“资格框架”“培训包”“技能形成体系”等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表达。这些话语体系在其本土具有解释力，是对特定现代化路径的理论凝练。

然而，它们本质上是对西方现代化经验的理论折射，其隐含的前提假设（如市场主导、社会伙伴关系、后工业社会语境等）与中国政府统筹、超大人口规模、快速工业化与后发赶超的现实存在显著差异。单纯依靠西方话语，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服务国家战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中国职业教育制度优势与文化底蕴，更无法承载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独特逻辑与普遍意义。

国内学界持续推进对职业教育话语问题的探索，在历史演进、政策分析、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积累了有益成果，形成基本共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并非外来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植根于百年职教实践、融合中华传统技道思想、回应国家现代化需求的自主知识创造。“类型教育”“产教融合”“工匠精神”“‘双师型’教师”等本土化表达已具备一定的学术共识与社会认知度。

但既有研究仍有局限：一是理论框架偏于零散，缺乏贯通历史与现当代、理论与实践、本土与国际的整体性学理框架；二是话语解析偏于表层，对核心话语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价值意涵挖掘不深，未能揭示话语与职业教育实践、社会经济体系、国家治理需求的深层互动；三是国际面向偏弱，对跨文化转译、国际传播与学术对话能力建设关注不足；四是研究范式偏于传统，数字化、计量化等方法运用不够，话语体系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进入高质量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职业教育与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社会就业、民生保障、国际合作的联系空前紧密。构建系统成熟、学理深厚、表达精准、国际可达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既是回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也是推动职业教育由实践探索走向理论自觉、由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升级、由本土发展走向国际传播的必由之路。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整体分析框架，厘清其核心主题与建构理路，以期为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二、理论奠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国情、彰显类型特征、服务国家战略、面向国际传播，是由核心概念、理论范式、实践表达、价值理念与制度话语共同构成的知识符号系统。它以职业教育的本质规律与实践逻辑为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价值引领，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现代化需求为指向，是中国职业教育百年探索的理论结晶，也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旗帜。

（一）概念厘清：“话语—话语体系—职业教育话语体系”

话语不仅是静态的语言符号，更是与特定社会场域、制度实践、权力关系和主体身份相关联的知识表述与意义生产系统。它包含概念、命题、叙事、修辞，内隐分类原则、价值秩序与行为规范，既是现实表征，也参与现实建构。话语分析需要区分三个层次：作为文本的话语（具体的语言产品）、作为话语实践的话语（文本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话语对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职业教育话语研究长期偏重第一层次，对第二、三层次关注不足。

话语体系是由若干相互关联、逻辑自洽的话语单元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与功能的整体性知识表达网络。它是一个学科或领域理论成熟度的核心标志，具体表现为四个可操作的指标：其一，具有逻辑起点的核心概念群，这些概念相互界定、相互支撑，形成概念网络而非散点集合；其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群，能够对实践中的关键问题给出系统回答；其三，具有规范性的表达规则群，包括术语使用规范、论证逻辑规范与叙事修辞规范；其四，具有感召力的价值叙事群，能够凝聚共识、引领方向。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外壳与传播载体，更是思想体系的社会化呈现。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当代实践，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价值引领，以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及其与经济社会互动规律为对象，由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学理性命题、制度化表达与价值性叙事构成，能够有效阐释、规范、引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并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知识表达与意义生产系统。其本质是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从“自在”走向“自为”、从“沉默”走向“言说”的成熟形态。“中国特色”限定了其文化根基与制度语境，“职业教育”规定了其领域边界与类型特征，“话语体系”明确了其作为知识表达系统的本质属性。

（二）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研究对象与逻辑边界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并非悬浮的文本集合，而是扎根于真实场域的知识生产系统。为此，需厘清其研究对象与分析边界，明确话语体系研究的锚点。

其一，以话语本体为根基。话语本体是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知识载体，体现于政策文本、学术理论、课程标准、教材体系、媒体叙事、国际交流中稳定出现的概念群（如“产教融合”“‘双师型’教师”）、命题群（如“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高技能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与理论范式（如“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任务—行动”教学范式）。话语本体的凝练度、精确度与系统性，直接决定了话语体系的学理高度与解释力。当前，首要任务是精确定义概念并梳理其关系，建立起清晰的语义图谱。

其二，以实践场域为命脉。职业教育是最具实践品格的教育类型，其话语始终在真实办学场景中生成、流转与再造。话语体系的生命力不在书斋，而在鲜活的办学场域中——从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到院校内部治理、课堂教学改革，再到技能竞赛、社会培训与国际合作。话语只有嵌入实践、解释实践、引领实践，才能避免成为空洞的“能指”。不同实践场域对话语的需求和使用方式各异：政策场域追求合法性与指导性，学术场域追求逻辑性与创新性，教学场域追求可操作性与适切性，国际场域追求可比性与可理解性。话语体系建设需兼顾不同场域的逻辑差异。

其三，以主体互动为动力。话语体系是多元主体协商、博弈与共创的产物。需区分不同主体的不同角色与话语权分布：党和政府是主导性建构者，提供制度框架与价值导向，其话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与导向性；职业院校与师生是实践性建构者，完成话语的落地与内化，其话语具有经验性与生成性；行业企业是需求侧建构者，输入产业标准与真实问题，其话语具有实用性、市场性；研究机构是学理性建构者，推动话语的提炼与升华，其话语具有反思性与系统性；媒体与国际组织是传播性建构者，影响话语的社会认知与国际声誉，其话语具有公共性与中介性。多元主体之间的话语权是否平衡、沟通渠道是否畅通，直接决定话语体系的健康程度。当前，行业企业话语、一线教师话语在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参与度有待提升。

（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并非经验性的概念堆砌，而是建立在多学科融通基础上的系统性理论创造。单一视角无法透视其复杂构造。本文提出一个由五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分析向度构成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

其一，历史发生向度：追问话语“从何而来”。职业教育话语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产物，伴随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产业升级而演进。历史向度要求考察职业教育话语如何伴随中国从传统手工业、近代实业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工半读、改革开放后的职业教育体系确立，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制度变迁、技术革命与文化积淀中形成具有延续性的话语传统。通过“话语考古”，把握话语源头、演进脉络与时代基因。例如，“工学结合”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近代黄炎培的“手脑并用”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

其二，结构构成向度：厘清话语“是何形态”。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呈现出清晰的层级与类型，可分为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实践话语与国际话语，核心概念、基础理论、制度表达、价值叙事等不同层次；内容上覆盖类型定位、办学模式、教学范式、师资标准、评价导向、发展目标等关键板块。通过结构分析，可发现不同话语类型之间的支撑或矛盾关系，从而把握话语体系的骨架与肌理，识别薄弱环节。

其三，实践功能向度：阐释话语“有何作用”。职业教育话语不是纯粹的语言符号，而是具有导向（确立价值标准）、规范（界定行为边界）、解释（赋予实践以意义）、沟通（凝聚多元共识）、转化（将理念变为行动）与认同（构建身份归属）等功能的实践工具。它阐释政策、引领教学、凝聚共识、对接产业、传播价值，把抽象理念转化为可理解、可执行、可评价的行动框架。话语功能的实现程度，是衡量话语体系成熟度的关键指标。

其四，权力治理向度：揭示话语“如何运行”。职业教育话语与治理结构、主体权责、制度运行深度关联，不同主体在话语场域中拥有不同的表达权与影响力，政策导向、学术共识、产业需求、社会舆论共同塑造其生成与传播路径。治理向度要求关注话语场域中的“准入规则”，即哪些主体、以何种资格、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生成并传播具有影响力的职业教育话语。

其五，价值文化向度：彰显话语“为何而立”。职业教育话语承载着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底色，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道技合一”“格物致知”的实践精神、新时代劳动精神、“人人出彩”“技高者多得”的社会公平理想等，体现教育公平、民生改善、共同富裕、技能强国等价值追求。价值与文化向度回答的是话语体系的感召力问题，话语体系需在逻辑严密、概念清晰的基础上筑牢价值根基，方能深入人心、凝聚共识。

历史发生是“根”，结构构成是“干”，实践功能是“果”，权力治理是“筋”，价值文化是“魂”，五个向度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立体的分析范式，为理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提供了整体性理论工具。在具体分析中，需要综合运用、相互印证，而非割裂处理。

（四）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深层挑战

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必须抓住关键、直面难题，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心，首先在于核心概念的凝练与语义场的建构。要从海量实践与文本中提炼具有标识性、解释力、共识性的核心概念，厘清内涵边界、逻辑关系与使用规范，形成层级清晰、自洽融通的概念网络，改变概念泛化、表述不一、内涵模糊的状况。其次在于话语实践机理的深度阐释，揭示话语如何进入政策、进入课堂、进入校企合作、进入国际传播，如何转化为办学行为、教学模式、评价标准与社会认同，打通理论话语与实践运行之间的壁垒。最后在于本土话语与国际表达的协同提升，在坚守中国底色的同时，形成学术上可信、逻辑上清晰、传播上可达的国际话语形态，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深层次的学理挑战：一是如何在多元主体诉求差异中形成稳定而包容的话语共识，平衡政策导向、学术理性、实践需求与国际规则；二是如何揭示话语对实践的塑造机制，把“说什么”与“做什么”内在贯通，避免话语与实践“两张皮”；三是如何在保持本土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有效国际对话，既不照搬西方范式，也不封闭自守，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话语形态。这些挑战的破解，决定着话语体系能否真正走向成熟、走向世界。

三、核心主题：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深层意涵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围绕职业教育的本质规定、类型特征、办学规律、育人模式、价值目标形成了一系列核心主题话语。这些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理解中国职业教育“何以中国、何以职业、何以教育”的完整叙事。每个话语群都承载着特定的实践逻辑与价值意涵，彰显职业教育与国家战略、产业体系、人的发展之间的深度互动。

（一）类型定位话语：本体论层面的逻辑起点

类型定位是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回答“职业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以“类型教育”“同等重要”纵向贯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技能型高校”为核心的话语群，完成了中国职业教育本体论意义上的“正名”。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以及教育强国建设推进，“类型定位”成为理论共识并获得政策认可，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完成了从“层次思维”到“类型思维”的历史性转变。

类型定位话语的深层意涵体现在三个层面：学理层面，突破了将职业教育视为普通教育“衍生品”的认知局限，确立了其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本体地位，它与普通教育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遵循不同的教育规律、依托不同的课程与教学模式、面向不同的社会需求，共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层面，为职业教育的体系贯通、招生考试、专业设置、办学模式、教学改革、教师标准、评价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整个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正当性基础；社会心理层面，正在逐步改变“职业教育是差生教育”的刻板印象，为职业教育赢得应有的社会尊重。

当然，“类型定位”话语并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问题。这一话语群面临挑战：一是如何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保持职业教育“类型”的清晰边界与独特价值；二是如何将“类型”话语从政策共识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共识，真正改变公众认知与择校行为；三是如何防止“类型独立”滑向“类型隔离”，在承认类型差异的前提下实现职普融通。

（二）办学模式话语：实践论层面的本质规定

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话语是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实践主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及其衍生概念群（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型企业、产教融合型城市等），构成了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最核心的实践标识。这一话语群的形成，反映了中国对职业教育“跨界”本质（跨越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学习与工作的边界）的深刻认识。产教融合并非简单的校企合作项目，而是产业知识与教育知识的跨界融合、技术技能的积累创新、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

产教融合话语的演变值得关注，从早期的“结合”到“合作”再到“融合”，词语的变化折射出对校企关系认识的深化。“结合”暗示两个独立实体的外部连接，“合作”强调互动行为，而“融合”则指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一体化。近年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等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产教融合从点对点的项目合作升级为区域性、行业性的制度安排。

产业学院作为实体化的产教融合组织形态，正在探索混合所有制、理事会治理等制度创新。这类话语背后的逻辑：职业教育的优势不在封闭校园，而在协同格局；不在知识灌输，而在实践养成；不在单一主体，而在多元共治。当前需要深化研究的问题包括产教融合的不同模式及其适用条件、产教融合的效益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如何通过建强产教融合中间体，加强产教融合的实体化运行，防止“形式化”“空心化”倾向。

（三）教师资源话语：主体论层面的关键支撑

“双师型”教师及其延伸概念“双师素质”“双师结构”“校企师资互聘”“产业教授”“企业兼职教师”“技能大师工作室”“教师企业实践”“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等构成的主体性话语，为适配职业教育跨界属性确立了师资标准与发展路径。

“三性”（专业性、职业性和教育性）能力模型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标准提供了学理依据，“双师型”的“型”字强调的是教师素质的一种“类型特征”，而非简单的“双证”叠加。一个持有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但不懂教育学的企业技师，不能称为合格的“双师型”教师；一个教育理论功底深厚但无法操作设备的学校教师，同样不符合要求。“双师”的本质，是兼具专业实践能力（掌握产业技术、工艺流程、岗位标准）与教育教学能力（胜任课程开发、教学组织、学生指导）的复合型素质。

从制度建设看，“双师型”教师话语已经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性实践：校企共建教师实践基地，要求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设立产业教授岗位，吸引企业技术骨干到职业院校兼职；推行“固定岗+流动岗”人事管理制度，打破编制壁垒；建设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强调团队整体的“双师”结构。

这一组话语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从师资层面保障类型教育落地，使行动导向教学、产教融合育人具备稳定的人才支撑，把产业前沿、技术标准、真实情境带入课堂，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如何避免“形式化”倾向，如何建立有效的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以及如何设计符合“双师型”教师特点的评价体系。

（四）教学范式话语：方法论层面的核心特色

教学范式话语是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核，围绕“职业行动能力”展开，形成“课程任务论”“教学行动论”“工作过程系统化”“理实一体化”“项目教学”“情境学习”等理论表达，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形成了本土化的教学理论体系。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是知识记忆，而是面对真实工作任务的完整行动能力。

课程任务论以“任务—行动”为核心，把工作世界的真实需求转化为课程内容，实现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行动论强调在完整行动过程中培养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与个性能力，让学生在“做任务”中实现行动能力提升；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是对德国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模式的中国化改造与创新，形成以工作过程为参考系的课程设计理念；理实一体化教学将学习性工作任务作为整合理论与实践的载体。

这一系列教学话语，超越了传统学科导向的教学模式，确立了以实践为中心、以任务为载体、以能力为目标的教学逻辑，回答了职业教育“教什么”和“怎么教”的独特规律。

其价值在于，它不是对普通教育教学论的简单“降维”应用，也不是对西方行动导向教学论的机械移植，而是基于对中国技能形成传统、产业人才需求特征与学生学习规律的深入把握而进行的自主知识创造。

当前，需要深化的方向包括：职业行动能力的测评工具开发，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变式设计，以及数智化背景下教学要素的更新。

（五）评价体系话语：动力论层面的发展导向

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能否真正确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话语能否从普通教育的评价范式中挣脱出来。职业教育以职业性评价、增值评价、岗课赛证融合、过程性评价、真操实作为核心，构建起区别于普通教育的评价逻辑。

传统纸笔测试难以衡量技术技能人才的真实能力，也容易导致职业教育办学“普教化”漂移。“职业性评价”的核心主张：评价应在真实或仿真的工作情境中围绕真实工作任务，通过对主体真实操作过程的观察与成果的评判来进行。

这意味着评价任务的设计要源自真实职业活动，评价标准要对接职业资格标准，评价主体要吸纳企业专家参与，评价体系贯彻产教融合、评价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核心、评价内容强化职业性和产出导向、评价方法趋向过程性和数字化、评价应用加强反馈性和诊断功能。

“增值评价”则体现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层理解。传统评价关注绝对水平，容易使生源基础薄弱的职业院校在排名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容易挫伤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增值评价关注的是相对进步幅度，这更能反映学校的实际培养成效，也更符合职业教育“面向人人”的价值定位。

这一组话语标志着职业教育评价突破“唯分数、唯升学”的误区，逐渐回归类型特色、回归实践本位、回归育人本质。当前，需要攻关的难题包括：职业性评价的标准化与可操作性如何平衡，增值评价的数据统计成效如何落实，以及评价结果如何与资源配置、院校分类发展有效挂钩。

（六）价值目标话语：价值论层面的使命统合

价值目标话语是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灵魂，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统领，“工匠精神”“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技能型社会”“共同富裕”“绿色职业教育”“职教出海”等话语，把职业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人民福祉、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连。这一话语群位于价值论层面，为整个职业教育事业提供方向指引。

职业教育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发展问题、民生问题、战略问题。它一头支撑制造强国、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建设，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技能人才；一头连着就业增收、民生改善、社会公平，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同时，伴随“职教出海”实践的有力开展，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也成为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这一组话语深刻彰显：职业教育的发展逻辑，始终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追求国家需求、产业需求与人的发展需求的高度统一。

四、建构理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路向思考

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体系互动演进的全局性视野，坚持理论原创，扎根实践沃土，融通大小逻辑，推进国际转译，强化数字赋能，凝聚多元合力，推动其走向成熟、走向世界。

（一）坚持理论原创，夯实话语体系的“思想底座”

话语体系的高度，取决于理论体系的成熟度。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必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中形成具有解释力、引领力的话语。

首先，要深化对职业教育“类型教育”本质的再认识，不能停留于“与普通教育不同”的否定式界定，而要正面回答：技术技能知识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它与科学知识、工程知识有何本质区别？技术技能人才的心智结构与专家成长规律是什么？这需要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知识社会学进行深度对话，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知识论与职业教育哲学。

其次，要加强产教融合、技能形成、课程教学规律、评价逻辑等基础理论研究，把课程任务论、教学行动论、产教融合中间体、职业性评价、职业教育现代化等本土思想升华为系统化学理范式，形成概念清晰、逻辑自洽、方法成熟的理论体系。此外，要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融通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情报学与人工智能等领域方法，提升职业教育话语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

（二）扎根实践沃土，激活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

话语的生命力来自实践。中国职业教育的丰富实践，是话语创新最深厚的土壤。

一要系统梳理我国职业教育在类型定位、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教学改革、评价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把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话语，把制度创新转化为规范表达，把典型模式提炼为可复制、可传播的叙事范式。

二要建立起话语与实践的转化机制，组织多学科力量，对重要政策和基层实践创新进行同步学理阐释，使理论解读与政策导向、实践进展形成联动。

三要强化核心概念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对产教融合、工匠精神、“双师型”教师、职业行动能力等关键表达进行精准释义、边界界定与语境规范，形成学界共识、行业认可、政策采用、国际理解的权威表述，从根本上解决概念泛化、表述不一、内涵模糊的问题。

四要珍视一线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积累的经验、创造的话语是话语体系最鲜活的素材。应加强“技能型科研”“研究型教学”，建立上下联动的话语采集、提炼与反哺机制。

（三）融通大小逻辑，彰显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

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必须始终贯穿国家战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价值主线。

一要把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统筹下的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共同富裕等战略任务紧密结合，使职业教育话语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要坚守立德树人、德技并修的根本方向，把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技能报国理念融入话语叙事，将根本任务具体化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的德性规范。

三要把对国家战略的服务成效转化为职业教育话语中的具体命题，建设“职业教育扶贫”“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技高者多得”“技能改变命运”的案例库和事迹集，充分彰显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与社会功能，使国家意志成为学科话语的内在组成部分。

四要在话语叙事中平衡好国家需求与个体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强化职业教育的公益性与公平性，让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服务国家、服务产业、服务学生、服务社会的高度统一，使宏大叙事与个体关怀相得益彰。

（四）凝聚多元合力，形成话语体系的“共建格局”

话语体系建设不是单一主体的任务，而是政府、学界、院校、企业、媒体、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把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建设成效纳入重要项目的考核指标，设立教育专项改革、语言文字、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相关项目，以有组织科研推动系统性突破。二是发挥学术共同体的核心作用，强化学术规范、学术共识与学术评价，推动话语研究持续深化。三是激发基层院校的创新活力，鼓励“一校一品”的话语实践创新，不同区域、不同行业背景的院校，可能产生各具特色的话语创造，通过“优秀话语实践案例”征集与推广机制，将鲜活经验上升为区域性或全国性话语资源。四是引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形成产学研用创协同的话语创新机制，打通行业企业参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制度化渠道，使产业语言、市场需求、社会期待能够顺畅地转化为教育话语的有机部分。五是营造尊重技能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主流媒体、社交平台、影视作品等渠道，持续传播职业教育核心话语，提升社会话语认同，让“以技立身”“技高者多得”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自觉。

（五）强化数字赋能，构建话语体系的“智慧生态”

数智化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新型工具，应利用新技术实现话语研究、传播与应用的范式升级。

一是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数据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文献计量、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动态追踪政策文件、学术论文、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中的话语流变，建设职业教育话语资源库、核心术语库、文本数据库与国际对比库，为话语研究、标准制定、教材编写、政策研制、国际传播提供支撑。

二是开发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话语智能工具。通过“人工智能+职业教育话语”辅助教师的规范教学设计、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管理者的政策分析。

三是将话语体系建设深度融入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使规范术语、理论范式、评价标准成为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材、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底层逻辑与内容标准，实现话语体系的“嵌入式”落地。

四是服务“数字中文”战略。将职业教育优质话语资源贡献于国家语料库建设，使之成为国家语言文字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职业教育在国家语言规划中的能见度。

（六）推进国际转译，增强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

国际可达是话语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一要加强职业教育核心话语的国际表达研究，组织职业教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专家协同攻关，构建既保留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术语体系与英译标准，避免跨文化语义偏差与误解。二要创新国际叙事方式，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逻辑、案例与数据讲好中国职业教育故事，阐释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与实践价值，将“鲁班工坊”“班墨学院”等“职教出海”的成功实践，提炼为关于“中国同全球南方合作”的普遍性理论模型。三要依托国际学术平台、海外办学项目、国际标准研制、跨国学术合作等渠道，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话语进入国际学术议程、国际治理框架与国际舆论场，逐步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提升中国在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五、结语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创新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向成熟、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它植根于中国本土国情和社会实践，以类型定位为逻辑起点、以产教融合为实践主轴、以德技并修为育人内核、以多元协同为运行机制、以国家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职教特色、学理深度的整体性话语形态。在教育强国建设全面推进的新征程上，应当以更高的学术自觉、更强的实践自信、更宽的国际视野，持续深化理论原创、提炼实践精华、融通价值逻辑、推进国际传播、凝聚协同合力，不断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让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更成熟、表达更精准、叙事更有力、传播更广泛，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和震，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