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西部协作的大力推动下，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在设施建设、师资发展、人才培养、招生就业等方面成效明显。基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行动路径检视东西部协作，发现其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在发展目标、顶层战略、制度保障三个维度上的良性互动关系，并通过资源精准共享、全程能力共建和注入核心动能推动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高质量发展。虽然应然层面的东西部协作能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然而实践过程中，却由于协作体系不健全、内生驱动机制不完善及对产教融合的支持不足，导致赋能成效大幅减弱。面向“十五五”开局的关键阶段，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各方应在治理格局、工作机制、内容设计和支持体系上进行系统革新，构建一个协同共生、利益共享、精准适配、长效坚实的现代化协作体系。

【关键词】东西部协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协作体系

【引用格式】王志章，魏月寒.东西部协作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逻辑、梗阻与纾解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16）：75-85.

一、问题提出

东西部协作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在青海考察时指出，“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其中，职业教育在协作中备受重视。2016年，教育部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并于2017年配套发布《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这两份纲领性文件在既有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下，实现职业教育协作关系的全面覆盖；2022年，中央组织部、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集中力量帮助西部10个省区市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好1所普通高中和1所职业高中。在东部地区的大力支持下，西部职业教育在职业院校设施建设、师资发展、人才培养、招生就业等方面成效卓著，东西部协作成为推动建成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

学界关于职业教育东西协作的研究主要涉及经验总结和机制阐释两方面。在东西部协作框架下，各地的职业教育协作形成了因地制宜的有效路径，上海与新疆喀什的协作提出以人力资源开发支撑当地产业和就业的整体思路，全面分析喀什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等因素，结合当地人力资源短板和问题，为当地定制“七步法”职业教育援助方案。广东省与贵州省毕节市职业院校协作构建“穗毕模式”，毕节市职业院校与广州大型国企民企、高职（技工）院校联手，开展“毕节职院+广东多校+广东多企”的1+N+N东西协作协同育人机制，形成“一企一策、一班一品”的多个订单班，带动全校学生能力和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机制上，职业院校“组团式”帮扶是当前主要协作模式，通过制度性嵌入、资源性嵌入及关系性嵌入构建双向协作关系，促使西部职业院校制度的重塑与完善、资源的重组与整合、关系的重建与拓展，推进学校标准建设、聚力深化校企合作、打造混编教学团队、探索创新协同育人，有效夯实办学基础，从而筑牢专业建设根基、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然而，协作也长期面临帮扶动力生成不足、帮扶方式单向施力、帮扶内容供需错配和帮扶政策保障滞后等多重困境，制约协作实效。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理解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且进行了深入的机制总结，但仍存在两方面的明显不足：

一是理论建构滞后于实践探索，多数研究停留于经验描述与模式归纳，未能深入揭示东西部协作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间“应然”互动关系，理论思考的缺位，导致对协作困境的诊断难以触及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二是研究视角未能及时跟进新时代的战略转向，随着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入推进，县域的战略地位空前凸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要求“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中办国办《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将县域定位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而县域既是东西部协作的行动场域，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层结构，现有研究对县域空间下各方发展诉求及机遇缺乏深度挖掘。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立足当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导向，系统阐释“协作为何能够以及应当如何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审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效能转化过程，进而找到真正的堵点与纾解路径。

二、东西部协作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方式和形态，它以人的成长成才和现代化发展为旨归，关注职业教育在资源输入、内涵建设与成效输出上全过程、全要素的高质量。

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实现，由其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反映为教育、管理和经济的共同矛盾运动，表现为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职业教育的运行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的适应关系，需要从坚持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实行多主体协同办学入手。

基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行动路径检视东西部协作，发现其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了目标统一、战略契合以及制度支撑的互动关系，并通过资源精准共享、全程能力共建和注入核心动能推动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高质量发展。

（一）资源精准转移推动西部职业教育跃上新起点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资源对组织运营十分关键，其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组织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并影响着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保证充足的资源是学校发展的基础，提升办学条件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定。

办学条件涵盖了学校的校园、建筑、设施和设备、教师、经费等多种复杂的要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系。尽管在持续不断的政策倾斜和经费投入推动下，我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成果显著，但是，依然未到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要求。

教师方面，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在数量、规模和素质方面的建设依然滞后，专任教师有2万多人的缺口、学历水平有待提升、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偏低、部分西部省份生师比远超国家标准（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20∶1）。

经费方面，东部地区中职教育经费最为充足，西部地区基建经费较充足但人员经费不足；物质方面，生均仪器、图书、实训等办学条件指标东部地区都以压倒性优势显著超过西部地区，并且存在“生存性短缺”（想要的没有）和“奢侈性浪费”（不想要的给了）的窘境。

总体而言，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条件不仅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更体现为结构的不均。然而，囿于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十分受限，且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一种以客观需求为主导的系统行为，不是以供给为主导的、孤立的随机行为，因此，必须解决有投入、投入多少及投入哪里等一系列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为行动宗旨、“优势互补”结对为基本思路、资源定向流动为核心目的的东西部协作正好能提供解决方案。

东西部协作依托中央政府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推动东部地区参与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针对教育投入的不足，东西部协作以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为主要领域，通过财力、人力、物力的转移，实现了财政收入由东部政府向西部政府的分配，很大程度地弥补了中央转移支付的不足。

以教育援疆为例，2012年，《教育部关于推进新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出台，以东中部各省（直辖市）县为支援主体，明确建设项目、规定建设时间、量化任务指标，为新疆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精准支撑，援疆省市投入资金建设的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豫哈实验学校、阿图什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948个教育援疆项目先后在全疆各地建成，建设面积达480万平方米，喀什地区迎来了570多个专业团队3700余名教育专家到校指导，培训培养本地教师25万多人次。

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人员交流，改善了西部地区职业院校设施设备、实训基地以及教师队伍等软硬件条件，更进一步地，东西部协作项目制的支出模式能够优化财政支出效率、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约束，形成财政投入增长的激励效应，在中央重视职业教育的目标下，地方政府将增加职业教育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针对投入的不均，职业院校间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形成全覆盖、持续稳定的结对关系，使深入调研办学条件诉求和精准提供相应补给成为可能，实现需求决定供给，选派东部职教干部、教师赴西部帮扶支教，推动东部资金与实训设施向西投入，以共建专业、基地等形式实现物质资源共享，系统性地促进了人力、物质、资金等优质教育资源由东向西地在职业院校间定向流动。

（二）能力全程共建促进西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从产业投资角度看，职业教育办学具备投入产出规律特征，是否培养出合格人才这项重要的教育产品，取决于对教育事业的货币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通过管理优化配置资源，最大化投资效益，且知识、经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数量的增加重要。

可见，职业院校发挥教育功能、实现办学目标，其核心在于以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带动学校从管理、课程、教研等方面的提升。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正是通过“组团式”帮扶模式，解决西部职业院校内部资源分配、教师履职以及发展驱动等过程性问题，实现职业学校的内涵式发展。

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更新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的执行模式，构建了 “校长抓总+中层力推+骨干冲锋”的帮扶人才架构，多层次嵌入实现全方位赋能西部职业院校办学过程。

首先，推动职业学校治理变革。要有强有力的协作，就要求有强有力的管理。学校是一个由自身发展目标、内在结构等若干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彼此作用而构成的系统，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单一的人或者物推动的，职业院校的“组团式”是由校长、中层以及教师等多元主体嵌入到西部学校各个部门和岗位，逐渐由外部身份赋予过渡为内部人员的自我认同，并将自身所拥有的更具现代性、专业化的知识与西部学校各类主体及教育内容进行互动，优化学校内部治理要素配置，推动学校治理理念、目标、方式、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

其次，重塑职业学校育人模式。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东部地区已具备较好的工业化与产业化基础，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观念已深深根植于东部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认知之中，其教学理念与方式也更具产业适应性与职业情境性，这有助于打破西部地区职业教育长期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局限，激发西部职业院校育人模式的创新动力，推动实践教学课堂改革、实训平台升级、“岗课赛证”综合育人体系等落到实处。同时，“组团式”帮扶团队所整合的行业、企业资源，也有助于打通优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的渠道。

再次，共建一体化课程体系，形成“立交桥”式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纵向贯通与横向融通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建立由中等职业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延伸的渐进式、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一般而言，成效显著的职业教育“组团式”帮扶团队多由东部职业院校、西部省级高等职业院校以及市级职业院校的各类人员共同组成，这为发挥学科优势、打破学段壁垒、设计课程内容、共享教学资源，从而协同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依托。

最后，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教师是落实“输血”到“造血”，实现西部学校内生发展的核心枢纽，职业教育教师既是专业知识渊博、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师”，又是行业经验丰富、操作技能娴熟的“技师”，更要成为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成人成材的“人师”。东西部教育协作政策致力于为当地学校培育大量的高素质专业教师，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帮扶学校不仅通过开放培训、进修、挂职等机会，提升西部职业学校教师能力，同时，通过精准运用专家力量、精准遴选培育对象、精准实施梯次结对，形成本土化可持续的教师培养体系。

（三）注入核心动能驱动西部地区深度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是消弭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结构性矛盾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强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可以说，产教融合既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亦是其目的所在。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产教融合最大的阵地在县域，最大的阻碍也在县域。

县域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底层结构，县域发展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然而，西部县域长期面临着薄弱的产业基础与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的双重桎梏，成为整个经济发展与教育均衡中的薄弱环节。

一面是县域中职因缺乏产业资源的有效嵌入，人才培养与本地需求脱节，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严重不足；一面是薄弱的产业基础无法为职业教育提供实习实训、就业吸纳与技术更新的有效支撑，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持续衰减。

双向缺失的恶性循环，导致西部县域产教融合长期陷于教育部门“无力”、产业部门“无心”的浅层合作格局。尤为关键的是，产教融合必须是由内部推动而非政府主导，因为一旦政府调控机制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领域中“越界”，甚至在不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强制双方达成合作，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系统势必会降低产教融合的预期与投入，造成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壁炉现象”。

从供需匹配的视角审视，西部县域产教融合急需稳定的管理模式与跨区域的资源调配能力，以注入核心发展动能，而东西部协作恰恰能够弥补这一短板。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提出要求，在完善省际结对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携手奔小康”行动，帮扶双方着力推动县与县精准对接，以西部地区县域空间为单位的治理协作正式形成，不仅领域上以产业、教育与劳务等领域的协作为主，且特色明显、成效显著，构建起共同富裕目标下东西部协作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为西部县域产教融合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与制度支撑。

首先，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主动融入产教融合意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本质上是东部优质资源与西部本土需求相结合，通过一套精密的“传导—示范—激励”机制，在实践中重塑和提升西部地区政府、职业院校及企业的产教融合意识。如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全面托管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学院，将专业群、教学标准、科研平台甚至企业文化“带土移植”，实现了与当地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其次，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提升西部县域的产教融合能力。一方面，东西部协作通过促进西部职业院校内涵式发展夯实能力基础，并突破地域限制，基于参与协作的各县的资源禀赋系统性地导入东部地区的优质产业资源，包括先进技术标准、前沿行业信息、专项发展资金以及标杆企业实践案例，形成资源集聚的“高地效应”，为西部职业院校提供高起点的融合发展条件。

另一方面，东西部协作的跨区域发展要素的重组与植入，将东部优势资源与县域本土基础结合，构建起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的沃土，如甘肃省临夏县鲜花港产业园项目，通过资本注入（东西部协作资金1.09亿元）、技术移植（全球顶尖智能温室系统）与市场对接（专业公司运营、销往全国）三大核心资源输入，将外部支援转化为内生增长动能，协作不仅催生了年产值达1.8亿元的现代化花卉产业集群，更通过“政府建设+企业运营+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机制，创造了30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有效带动地方产业发展与升级。

最后，职业教育东西协作重塑西部县域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解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向组织内科层关系的适度回归，即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以实体方式嵌入组织内部运行体系。东西部协作纵向上依托行政权威的干预、引导及协调功能，确保合作项目的持续推进，横向上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参与活力，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院校实施”的协同网络，这种依附并超越科层治理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既保障了合作项目的政策支持与执行力度，又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与企业自主性，显著提升了东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在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的引领下，西部地区加速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共建县域产业学院、共享技术研发平台、推行“订单式”等创新模式，推动西部产教融合的纵深发展，最终实现了企业获得适配人才、学校提升教育质量、学生拓宽发展通道的多方共赢格局。

三、东西部协作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梗阻

虽然应然层面的东西部协作能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动西部地区职业教育从起点到结果的全面升级，然而实践过程中，却由于东西部协作体系不健全、内生驱动机制不完善及对产教融合的支持不足，导致赋能成效大幅减弱。

（一）起点上：协作体系不健全，职业院校依然存在资源缺口

一是职业教育难以在有限的协作资源中分到足够的“蛋糕”。尽管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是在东西部政府领导下，由教育、人社与各行业主管部门联合推动，但东西部协作是包含产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广泛的协作体系，其资金的投入、资源的调配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地方政府可能更关注协作项目带来的短期显性项目政绩，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所蕴含的内涵建设周期长、见效缓慢，与地方追求短期显绩的导向存在矛盾，因此，教育领域的协作在实际工作中容易被忽视或者弱化，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受到的关注更显不足。

二是政策的延续性不足导致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全覆盖”未能落到实处。2017年配套发布的《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虽已实现协作关系全覆盖，但此后未再有同等级别的延续性政策。2022年启动的“组团式”帮扶工作又将重点聚焦于160个重点帮扶县，导致非重点帮扶县的职业院校缺乏持续性的政策支持，部分院校的协作关系已流于形式，持续的资源注入更是难以实现。

三是东部院校能力短板制约着资源的高质量配置。东部职业院校是资源输出的主体，通过向西部院校引入物质和智力资源，促进后发地区教育发展，但实践中，东部省（市）不仅承担着对口省（市）的协作任务，还肩负着援藏、援疆等任务。以上海市为例，近十年来致力于推动西藏日喀则、新疆喀什、青海果洛、云南省等7个省（自治区）22个地州和三明、六安两个革命老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全链条发展。高负荷的协作任务层层分解，职业院校也面临着人员不足、经费不足的困境，更进一步地，随着协作的深化，西部职业院校也由规模建设转向内涵建设，资源诉求转向更高质量的数字化、高技术、专业性等方面，已经超出部分东部职业院校的能力范围。

（二）过程上：内生驱动机制不完善，发展能力转化通道不畅

一是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受阻。区域政策差异驱使东西部职业院校培养目标在提升学生文化成绩和夯实职业技能上作出差异化的教育选择。以“粤桂协作”中的广东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2025年，广东省发布的《关于做好2025年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对中职生的技能证书要求、明确的技能考核占比以及“现代学徒制”等内容，均强调教学向“就业”和“职业技能”靠拢，而同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布的《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我区2026年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虽然也包含“职业适应性测试”，但在考核形式的多样性与产业直接对接的深度上与广东省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部分西部院校教师对“职业性”教学的驱动力感知不强，东部教师也因教学目标的改变而陷入目标错位的困境。

二是服务本地的专业及课程建设困难。东西部协作长期采用“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承接上级的“发包”任务，统筹组织东西部院校间的协作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结对”方式，常常因前期调研不足、双边信息不全面等因素，导致双方在专业设置上并不匹配，进而造成借助帮扶院校团队的专业力量优化西部职业院校专业布局、课程开发资源等重要工作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甚至形成帮扶院校有什么，被帮扶院校办什么的“以供给定需求”的行动模式。

三是支持教师发展的机制持续缺位。从教师内生动力激发看，区域待遇差距削弱了帮扶教师的积极性。帮扶教师的积极性和稳定性是“传帮带”机制形成的关键因素，但当前帮扶教师的工资待遇、职称评定、职业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例如，2022年开启的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在资金支持、政策保障、职称评审和待遇兑现等方面，与以往援藏、援疆教师的政策保障相差较大，尤其在地方经济发展条件并未优于新疆、西藏等地的区域，易使帮扶老师产生“心理落差”。

同时，帮扶教师的进场忽视了本地教师的空间属性、挤压了本土教师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权益，引发了本地教师复杂的空间体验，同时，“等靠要”等思想在本地部分教师意识中依然存在，权利的缺失与主体性意识的弱化相互叠加，使得本地教师难以真正成长为可持续的内生力量。

从教师能力提升看，现有能力提升项目多以“输血式”短期培训为主，集中讲座、观摩示范等传统形式占比高，缺乏持续的跟踪指导与实践转化支持，致使培训内容难以真正内化为受援方的实际能力，内容同质化严重，难以精准匹配不同受援地区的个性化需求，针对性明显不足。

四是西部职业院校依旧受困于核心资源薄弱，难以实现优质发展。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影响组织成长和发展的因素包括核心资源和一般资源，只有核心资源能对组织的生死存亡起到关键作用，具体到职业院校，其核心资源就是生源，但受限于西部地区的社会认知及政策现实，中职教育往往招收的是初中学业成就表现中下水平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弱、学业规划能力匮乏、专业前景信心不足；从学生家庭来看，西部地区的职校学生，其家庭内部更容易交织着单亲、留守、经济和文化资本相对较弱等问题；从社会环境来看，职业学生面临着系统性的社会歧视、制度歧视和自我歧视。西部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问题是西部地区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最根本、最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如何实现各维度都处于弱势的职校生源的转化提升，是东西部协作的职业院校乃至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

（三）结果上：东西部协作对产教融合的支持不足，县域产教融合陷入僵局

一方面，东西部协作引领下的产教融合的基础条件尚不成熟。从产业端看，西部地区可以借力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本地产业升级，为产教融合夯实基础，然而，实际东西部产业协作成效有限，高质量、可持续的本地产业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周期短、见效快的低端产业项目，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从教育端看，职业教育部门同样未能有效履行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本土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职责。究其根源，既在于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中“订单班”“劳务协作”等以侧重异地劳务输送的培养模式，与县域本土技能人才培育需求，形成制度性矛盾；也受到“重学历、轻技能”传统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广大家长对职业教育发展空间有限的担忧以及对“体面升学”的期待，使得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家长的实际诉求之间形成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

另一方面，东西部协作框架中产教融合的制度建设仍不健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劳动就业、行业企业等多个部门和社会机构，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学校，用系统思维建立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机制，把企业、院校、行业和政府的各类资源有效整合起来，理想情况下，东西部协作通过调动东西部多部门、多层次资源来破解当前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困境，但跨省、跨部门协作涉及多方利益，需要教育、财政、工信、人社等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当前，校际协作依然仅依附于教育治理结构形成“校对校”模式，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合作尚未形成，辐射范围与资源整合能力有限，难以形成规模化资源供给以匹配发展需求，更毋宁说撬动产教深度融合。

四、东西部协作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纾解路径

面向“十五五”开局的关键阶段，立足于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东西部协作需超越传统单向帮扶思维，转向东西部职业教育“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的协同治理新范式。这要求各方在治理格局、工作机制、内容设计和支持体系上进行系统革新，构建一个协同共生、利益共享、精准适配、长效坚实的现代化协作体系，以有效应对思想、能力、环境等因素的多重挑战，有效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大协作”治理格局，夯实长效合作基础

要破解协作中若干结构性、机制性难题，就要打破以“东部职业院校+西部职业院校”为基本结构的协作模式，构建中央统筹、省际协同、市县落实的“政府主导、行业企业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院校主体实施”多元协同网络。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激发企业、行业组织、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的积极性，形成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合力，共同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的根本性转变，做大并分好职业教育发展的“蛋糕”。

具体而言，要在政府引导下，统筹跨域协同。东西部协作通过府际之间的连接、分享共同目标而开展行动，形成了复杂的治理场域，其中，政府承担的责任在于“元治理”，即承担机构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等责任，需要“激活、组织、调节”以凝聚多元利益相关者，统筹协调各方形成制度合力，为协作提供稳定的政策框架与方向指引。

第一，中央政府完善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规划中明确职业教育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着重阐释东西部协作服务县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功能。

第二，东西部省级政府联合出台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参与地方产教融合的专项政策，并采取“分层推进、试点先行”策略，优选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市（县）域产教联合体、产业学院的市（县）或产业发展较好的市（县）作为“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产教融合试点”，依托既有“县县结对”机制，打破部门与地域壁垒，实现平台、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的高效整合与配置，突破资金配套、职称互认、双岗双聘、实训基地共建等关键环节，利用各方优势互惠互利，在试点成熟基础上将跨区域税收优惠、资金配套、职称互认等制度化，推动企业参与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实现产教融合的内生可持续发展。

第三，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完善人员激励与保障制度。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绩效奖励等方面，对参与协作的企业技术人员、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予以明确倾斜，探索跨省职称互认、双岗双聘等创新机制，将外部协作战略目标转化为各主体可预期的共同利益与个人发展动力。

（二）健全合作共赢的工作机制，保障协作高效运转

良性的协作依赖于健全的工作机制，其核心目的是将松散的、意愿性的协作，转化为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化合作，通过明确各方的权利、责任与利益，降低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建立稳定互惠的合作模式。职业教育领域的协作包括多层次、多领域的协作关系，覆盖区域、院校、项目等层面，主要是职业院校与其他部门（政府、行业、企业等）和职业院校内部的两类协作，因此，要围绕这两类协作关系完善工作机制。

职业院校与外部主体层面，推动形成精准的政校企协作机制。西部职业院校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整合东部院校的专业、品牌与自身的人员、技术场地等资源，发挥东西部协作的枢纽优势，主动融入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对接地方产业部门，争取深度合作机会；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契约的权责利对等机制，推动与企业、地方政府的协作从“框架协议”转向 “精准契约”，明确约定各方投入的资源（如资金、设备、师资、学生）、承担的具体任务、共享的成果（如技术专利、人才培养标准）以及利益分配方式（如优先招聘权、技术服务收益分成），将各方的模糊期待转化为可衡量、可执行的承诺，降低交易成本。

职业院校内部层面，需从院校匹配、主体能力、过程评估三个维度进行机制完善，推动协作关系从行政主导的“任务分包”向利益关联的“价值共创”升级。

一是建立院校匹配机制，为确保东西部协作院校在资源、能力与发展需求上实现精准对接，应将传统的行政主导或随机结对，转变为一种基于供需深度耦合的“多对一”的院校结对模式。如针对西部县域的职业院校帮扶，需从双边省级层面对各类院校的专业群结构、师资特长、实训条件及技术服务能力进行结构化分析，构建由“东部优质职业院校—西部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大学）—西部县域优质职业院校”组成的帮扶团体，整体嵌入被帮扶院校，服务县域职业教育、产业升级以及地方经济的多维发展诉求。

二是升级能力提升机制。组团式帮扶落地成效，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与关键抓手，可基于现有帮扶实践，建立帮扶校长胜任力“画像”模型，从战略规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团队建设能力、危机应对能力、信息化领导力和成果链打造力等维度对帮扶校长帮扶成效进行全面评价，为更加精准地校长选派提供科学支撑，同时，在校长的领导下组织开展校内所有中层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能力提升项目，弱化协作教师之间的情感、专业等区隔，形成教育的共同体。

三是优化评估机制，强化过程导向的“共治”。建立“形成性评价与追踪评价相结合”的动态评估体系，致力于协作过程的改进、问题的协同解决以及各方满意度的提升，广泛吸纳学生、教师、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反馈，使评估真正成为改进协作、提升质量的工具，而非形式化的负担。

（三）聚焦精准适配的协作内容，提升协作落地效能

协作内容是充分发挥协作效能、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组团式帮扶团队是专业与教学改革的执行核心，专业布局为教学实施提供框架指引，课程体系则是育人目标落地的最终载体，基于此，要推动教师、专业、教学三个维度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的变革，实现多个维度的精准适配。

第一，注入多元融合的高素质专业技术力量。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与产业发展的紧密关系，因此，组团式帮扶团队也应根据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需求进行差异化帮扶，在保留传统院校教师为主的模式基础上，从省级层面组建由企业技术骨干、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对口院校名师等共同构成的专家团队，建立固定周期轮换驻校、线上工作坊及地方横向项目等多重参与机制，确保各类专家的优势深度覆盖职业院校教学、实践、科研全过程。

第二，建立需求导向的动态专业布局。职业教育应密切关注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依据地方产业的特色与需求，合理规划专业布局，以助力产业的升级换代。专业规划需超越行政指令，建立在扎实的区域产业链需求调研与人才供需数据研判基础上，依据西部产业发展优先顺序、东部产能转移趋势以及东西部产业园区的实际运行，科学规划专业设置与集群发展方向。

第三，统合“就业”与“升学”的育人目标。针对因区域政策差异导致的“就业”与“升学”目标冲突，东西部省份应协同推动省级层面考试评价改革，联合向国家建言并率先试点，共同研制“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省级统考标准与实施方案，从根本上弥合因省际政策不协调导致的教学目标分歧，引导教学回归“夯实综合职业能力”的本质；双方教师要致力于在课程层面构建融合通路，构建核心技能、通识知识及区域拓展的课程体系，学生根据自身发展规划（直接就业、职教高考、贯通培养）进行个性化课程组合，使教学同时满足就业市场需求与升学知识储备要求。

（四）构筑长效稳固的协作互动体系，优化协作资源配置

构筑长效稳固的协作互动体系，本质上是推动协作资源从简单叠加向深度融合的深刻转变，通过对数字化资源、文化资源与地方政策资源的创造性整合与配置，不仅能够直接补短板、强基础，更能从根本上重塑协作关系的情感基础与动力机制，最终驱动东西协作迈向更具活力的新阶段，更有效地赋能职业教育、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以数字化资源弥合时空鸿沟，夯实能力建设新基座。数字技术的可复制、可共享与即时交互特性，使其成为破解东西部地理阻隔与资源禀赋差异的关键工具。在互动体系中，应重点建设与共享三类数字化资源：一是优质课程与教师学习资源库，集中东部院校与企业的优质在线课程、虚拟教研室及教学法案例，为西部教师提供持续、便捷的专业发展支持；二是产业与社会前沿信息平台，实时汇聚行业技术标准、岗位需求变化及区域经济数据，使西部教学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动态；三是虚拟仿真实训与远程协作空间，使西部学生能够远程操作东部先进的实训设备，东部师生开展联合项目开发及共研共学，从而有效弥补西部在硬件设施上的短板，实现“智力资源”与“技术情境”的无边界供给。

第二，以文化资源增进情感认同，铸牢协同发展共同体意识。稳固的协作关系深植于共同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联结，系统挖掘与整合东西部共有的工匠文化、行业文化、红色文化或民族文化元素，将其融入教材开发、校园文化共建及师生互访交流活动中，通过共同讲述协作故事、树立典型人物、举办文化节展等方式，培育双方共享价值观，降低协作中的沟通与信任成本，为制度化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心理与社会基础。

第三，以地方政策资源激活发展动能，实现战略机遇的共创共享。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在国家宏观制度安排中分配到较高的注意力，政策注意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抓住政策红利有利于双方实现利益扩容。具体操作上，一是协作双方需精准解读西部地区等领域相关的各级各类扶持政策，明确政策的具体指向；二是东西部院校、企业应联合策划，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具体的产教融合项目、技术服务中心或人才培养计划，共同申请资金、土地、税收等支持；三是共建共享成果，确保利用政策资源建设的平台、项目能为双方带来实质性发展。

（王志章，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贵州财经大学特聘教授。）